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向革命群众举起屠刀。随后，国民党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破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局迅速逆转。当时的中国出现了由张作霖控制的北京军阀政府、蒋介石于4月18日在南京另行成立的“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日趋复杂化、尖锐化。 

　　这时，基本上还是革命的武汉国民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在武汉的国民党人合作。在革命的危机关头，党的五大没能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各派作出正确分析，导致对汪精卫一派的右倾迁就政策，五大也没能在党的生死存亡关头为党指明前进的方向。新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没能解决全党坚强有力的领导问题，自然无法遏制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党的五大闭幕后召开的团四大，进一步明确了共青团的性质和任务，大会宣言指出：“本团是无产阶级青年的革命组织，他应当在党的指导之下，吸引广大的劳动青年，参加革命的斗争，同时在这些斗争中去养成他们的共产主义精神。”大会选举产生了团中央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任弼时任团中央书记。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所辖地区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反共事件不断发生。5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与武汉国民政府合作开展土地革命和改造国民党领导机关的指示。中央没有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依旧期望以让步拉住汪精卫集团。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团中央领导也看到了陈独秀右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于是，议定了一份挽救时局的《政治意见书》。《政治意见书》批评陈独秀的退让政策，责问他为什么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强烈要求武装工农，发动土地革命。 

　　任弼时很想把《政治意见书》的内容当面向陈独秀反映，就请住在汉口的陈独秀来武昌参加团中央的会议。 

　　团中央机关原先在汉口，后来传言国民党第35军军长何键准备发动汉口的马日事变，就随党中央机关一起搬到了叶挺部队驻扎的武昌。 

　　待陈独秀在团中央机关的办公室坐定后，任弼时将油印好的《政治意见书》呈上。看罢《政治意见书》，陈独秀气愤地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随手就把《政治意见书》给撕了。 

　　团中央的同志还在等陈独秀开会，陈独秀不情愿地来到会场。当任弼时在会上宣读《政治意见书》时，陈独秀迅即起身，拂袖而去。 

　　6月29日，何键发表反共宣言，捕杀革命分子，为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充当急先锋。形势危急，任弼时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把《政治意见书》提交中央政治局。晚上，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等。蔡和森把《政治意见书》递给陈独秀，陈独秀接过来只看了一眼就扔到了地上 。 

　　7月，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党的活动分子、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了会议。陈独秀在发言中说：“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路：一是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是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是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他强调：“第一条道路是不正确的，第三条道路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是第二条，即放弃独立的政策，留在国民党内。” 

　　照此办理就是断送革命。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的任弼时表示坚决反对。他要求在会上宣读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被陈独秀断然拒绝。陈独秀说：“青年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不甘示弱地说：“让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说一说青年是否有这个权利？” 

　　“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不应当参与。他在这里是客人，不应该进行干扰。”陈独秀没有让青年共产国际的代表表态。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他当年主编的《新青年》曾是任弼时和许多进步青年的政治启蒙读物。党内许多同志尊称他为“老先生”。但是，在革命危机时刻，他却对国民党采取了再三的退让政策。 

　　正当陈独秀向汪精卫让步的时候，汪精卫却在和蒋介石合流，着手“分共”。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武汉公开屠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团中央发表《告全国劳苦青年书》，痛斥汪精卫等背叛革命的行径。 

　　8月7日，任弼时出席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批判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党指明了出路。在八七会议上，年仅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团中央坚持政治原则的勇敢行动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受到表扬。会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对团中央在特殊时期的历史贡献作了充分肯定： 

　　青年团以其中央委员会为代表证明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比党的中央还高些。青年团这次完全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而向党的中央要求实行。党的中央指导者想闭住青年团的口，否认青年团有提出政治问题决议案之权。但是这并没有成功——青年团始终站在共产国际政策之上。党应当承认青年团的工作有政治上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