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生在打球,中国学生在做题;法国学生在唱歌,中国学生在做题;日本学生在游泳,中国学生还在做题……”一段时间以来,被认为“一直在做题”的中国学生,正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中国孩子不是“刷题机器”。
9月下旬的一个周日,在由团上海市委、上海市学联联合上海市教委共同主办的“未来杯”上海市高中阶段学生课外活动竞赛之机器人大赛上,上海田家炳中学高二学生罗天逸带着自己和两个编程新手一起制作的机器人“田家炳之星”一路闯关。机器人先在一楼收集瓶子和能量球,然后爬坡,自行打开二楼的大门,用“手指”拧动钟表表面的指针,成功“翻越雪山”。
“我将来想去华东理工大学念计算机系,还想自己创业。”前几年,罗天逸发明了一台小型3D打印机,但没过多久,很多人都制作出了类似的产品。如今,他正筹划发明一部工业级的3D打印机,“可以打印金属,速度再快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男孩对计算机编程的“疯狂热爱”,不仅没有被反对,反而得到了来自家庭、学校、团组织的“力挺”。每周二和周五下午的2~3节课,是他和一群小伙伴的“机器人时间”。
记者了解到,正在进行中的群团改革,已经开始惠及上海的中学生、中职生。从今年开始,他们可以通过“未来杯”,展示自己在“做题”之外的功力。
“麻烦的”课外活动竞赛为何受学校追捧
今年,是“未来杯”第一次以整体品牌的形象出现在上海的中学生、中职生面前。团上海市委学校工作部部长徐速介绍,与大学阶段不同,共青团组织面向高中阶段学生的品牌项目比较少,推出“未来杯”,就是通过项目牵动基层学校团组织,在高中生中“刷存在”“拼颜值”。但学校、学生到底买不买账,一开始他们心里也没底。
按理说,高中生学业压力大,参加课外活动本身就要挤时间,如果还要参加竞赛,就更花费时间了。更何况,相比学科竞赛,课外活动竞赛的“含金量”似乎也逊色不少。
但上海与其他省市不同的一个特点是,根据2017年开始实行的新高考改革方案,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将作为未来大学录取学生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我们就是要借高考改革的东风,为学生搭建综合素质展示平台,让学生在团组织中有更多获得感。”团上海市委书记徐未晚这样告诉记者。
尽管是首秀,但“未来杯”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主办方的预期。微电影、社会实践、机器人、英语演讲中国故事四项大赛,总共吸引了191所学校报名参赛,直接参与其中的学生超过4100人,还有更多的学生通过新媒体观看了赛事直播。
“如果不是有名额限制,我鼓励我们全校所有学生都去参加这项比赛。”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杨振峰特别赞成学生花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竞赛,这与是否能给“综合素质评价”带来好处没有关系,“参赛过程是学生成长的过程,学生的成长不是用‘综合素质评价’指标来功利衡量的,而是从他自身得到的社会技能、产生的社会责任感来看的。高中的基本定位,应该是对未来社会生活的模拟。我们不为一分、两分去拼命刷题,而是要让孩子们为未来做好准备”。
杨振峰并不认为课外活动竞赛“很麻烦”,相反,他认为这项竞赛恰恰体现了教育的本质——促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增强学生对未来社会的适应能力。
除了获奖,“未来杯”能给学生带去什么
对学生们而言,很多竞赛的价值就是“获奖”。获奖后,竞赛得奖经历可以被写进履历表里,可以在未来申请大学时派上用场,还可以供未来的学弟学妹们“膜拜”。
但“未来杯”在更多的参赛学生眼中,其价值更多体现在成长的“过程”中。
东昌中学的高二学生孙逸阳,每天上下学路上,都会坐在车里对着浦东大道上绵延13公里之长的各色电话亭发呆。无聊时,她数了数,一路上至少有13个大小电话亭。
“这些电话亭大多闲置,从没见人用过。”她和另外3个女生一起,决定组团研究电话亭。每周五放学后、每个双休日,都成了她们统计电话亭信息的时间。经女生们测算,上海共有8000余个电话亭,平均每个电话亭占地约两平方米,“这就意味着1.6万平方米左右的土地被这些基本处于闲置状态的公共电话亭占用。”
她们发布了一份《上海电话亭的现状调查与转型策略》的调研报告,孙逸阳告诉记者,在参加“未来杯”前,她根本不清楚调研报告怎么用。在比赛的路演、答辩环节中,她一下就认识了来自上海市住建委、商委、文明办等职能部门“管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