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伟大的祖国，在摆脱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之后，正欣欣向荣地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胜利前进！我们这些曾经饱尝战争风霜的人们，亲眼看到了祖国的青少年一代正在灿烂美好的生活中茁壮成长，内心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喜悦和激动！我们满怀信心地歌唱着祖国的新生，百倍地赞美她光辉的未来；也为所走过的崎岖曲折的道路、为黄金般的青春所留下的难以忘怀的甜蜜回忆而兴奋不已！亲爱的朋友们！我愿意为你们举出这些记忆中的一个片断。它虽然已是四十几年以前的事了，但它的革命光辉始终是激励和鼓舞我们前进的一种力量。

　　一

　　我们就是“少共国际师”，

　　九三日在江西誓师出征去，

　　…………

　　坚决的果敢的武装上前线；

　　…………

　　最后的一滴血为着新中国。

　　（摘自《少共国际师出征歌》）

　　“少共国际师”是富有革命战斗传统的，是我国青少年们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光荣生动的标志。

　　这是一九三三年的事。那时祖国的天空还被阴暗的云雾笼罩着，国民党反动派在四次进攻红军中央根据地遭受失败以后，正纠集它所能调动的全部兵力和飞机，由蒋介石亲自部署，对江西中央根据地作第五次大进攻。形势是十分严重的。“紧急动员起来，保卫革命根据地”，已经成为当时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战斗口号。为了满足根据地青少年的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出了成立“少共国际师”的号召。那时候，根据地掀起了炽热的扩军运动，青少年踊跃参军，扩军运动搞得热火朝天，父送子、妻送郎，整排、整连、整营地武装上前线。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就有七个少先队模范团加入了红军，相继成立了“工人师”“兴国模范师”。与此同时，兴国、瑞金、宁都、长汀、建宁等县的青年团员们和少先队员们，在各地团委负责干部的带领下，高举红旗，手拿梭镖、长枪，成群结队地向宁都集中，不到三个月的工夫，就有一万多人来参加“少共国际师”，其中青年团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一九三三年八月五日，“少共国际师”犹如祖国的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朵，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宁都正式誓师成立了。

　　二

　　“少共国际师”的成立，是为了抗击和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保卫革命根据地。“八五”誓师以后，我们开赴石城，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那时，除了青年们自己带来的红缨枪以外，部队还很少有别的武器。恰好三军团打下了福建的沙县，解决了敌人的一个师。“少共国际师”就派了一个团到前线搬运武器，把自己装备起来。青年们一见新缴来的武器，高兴极了，整训不到一个月，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训练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石城的街镇上，“我们少年先锋队，英勇武装上前线”的歌声响遏行云。

　　这时，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的大战业已开始，“上前线去”“粉碎敌人大举进攻，保卫土地革命利益”“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热血，坚决与敌去作战”已成为红军战士们的一致要求。十月初，“少共国际师”便在中央根据地北线开始投入战斗，配合五军团和三军团，共同打击敌人的进攻。当时，敌人采取碉堡政策，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依靠坚固的碉堡、工事，加上飞机、大炮，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斗争是激烈而艰苦的，但也使我们受到很好的锻炼。使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团村战役。这一仗从早晨七、八点钟开始，一直打到当天的黄昏，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当时，五军团十三师在德胜关正面抗击着来攻的敌人，三军团的主力从敌人的右翼，“少共国际师”和三师一部从敌人的左侧，形成左右两个拳头，向敌人钳击。经过多次的反复冲杀，我们终于将敌人的三个主力师全部打垮，缴获了不少的胜利品。但因敌人离它的乌龟壳——黎川城太近了，大部敌人狼狈逃回黎川城去了。当战斗快要结束时，敌人恼羞成怒，又用飞机向我军阵地疯狂轰炸、扫射，使我军伤亡一百多人。我和吴高群同志那时正在一棵大树的两侧观察敌人的动静，一个炸弹丢在我们的附近，吴高群同志的头部和腰部七八处挂了重花，但他仍然不肯下去。当我们把他抬到绑带所时，已经无法救治了，他那钢铁一般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亲爱的战友，我大概不行了，共产主义事业要靠同志们完成，请同志们为我们‘少共国际师’争光！为我报仇！”这位随毛主席湖南秋收暴动出来的山鹰一样勇敢的二十三岁的青年指挥员，说完了最后这句话、就闭上了他那流露着惋惜神情的眼睛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的英勇榜样，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没有辜负吴高群同志的希望，在全师掀起了更高的歼灭敌人的热潮。七月二十一日在大脑寨战斗中，敌人集中了六个团的兵力和火力向我师前沿阵地猛扑，我们和敌人拼了刺刀，反复冲杀，挫败了敌人。以后在十几次防御作战中，“少共国际师”也都打得英勇顽强，和其他红军老大哥部队一样树立了良好的战斗作风。

　　从一九三四年初秋驿前战役开始，“少共国际师”配属三军团指挥，整整打了一个多月的仗。其中以八月三十一日的战斗最为激烈。敌陈诚以最精锐的五个师和国民党中央炮兵旅的兵力向我军西华峰一带阵地猛攻，经过友军和我师反复的出击，给了敌人以极大的杀伤。

　　那时部队一边作战，一边还得修碉堡、挖工事，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人叫苦。部队生疥疮和发疟疾的很多，但没有药品，我们便用硫磺和了石灰水，煮沸后给生疥疮的病员擦洗。没有菜吃，大家晚上点起火把到水田里抓泥鳅、拾螺蛳；白天就在阵地上挖笋子、找野菜。在长期的战斗生活里，有时整天吃不到热饭，盐巴和食油也很缺乏，几个月不知肉味，营养很坏，再加上过度疲劳，战士们的体力大大下降。但我们大家知道受苦受难是为了革命，为了新中国，自上而下都互相关照、互相鼓励。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根据地人民群众和各县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的热情帮助，没有草鞋送草鞋，没有黄烟送烟叶，还经常派人来慰问我们，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那时最困难的要算是弹药，由于连续战斗的消耗，每人十发翻造子弹早已快打光了，一两颗手榴弹都被看成是宝贝。这时，我们就在阵地上堆满了木头、石块，前沿布满了竹尖桩、鹿砦，敌人进攻，就和他们白刃肉搏。

　　敌人依靠着强大的兵力和火力，步步向我们逼进，从四面八方缩小对我们的包围圈，但我们仍能机智地对付他们。敌人有时缩在乌龟壳里几天不露头，我们便想办法把他们引出来消灭它。我们的侦察员经常神出鬼没地到敌人的后方去侦察敌情、抓俘虏。一次，我们师的侦察连长化装成敌人的副官，混到敌人住地附近，正碰上敌人的一个司务长和两个采买人员在捉老百姓的鸡，侦察连长便以敌人长官的口气喊：“不要动！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为什么捉老百姓的鸡？”把这三个家伙训斥了一顿后，命令他们：“跟着我走！”当快到我军警戒线的时候，我们的侦察连长把帽子一脱就大喊：“你们看看我是什么人？老子是红军！”把这三个傻头傻脑的家伙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举起双手，当了我们的俘虏。象这类机智歼敌的例子很多。但是，当时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红军单纯防御，和敌人死打硬拼，这对我们装备差，粮弹不足的红军来说，极为不利。所以，虽经红军战士的英勇作战，五次反“围剿”还是失败了。一九三四年十月初，我们“少共国际师”承担了掩护军团主力转移的任务，展开了石城保卫战。这是整个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开始。这一仗打得很壮烈。连续战斗的伤亡，使一万多人的“少共国际师”，只剩了五千来人。这时候，根据地各县党和青年团，在战火中帮我们补充了两千多人，为我们送来了大批的慰问信和慰劳品，使我们的士气受到很大鼓舞。经过一年来的艰苦战斗，我们这支平均年龄不满二十岁的队伍，为了共产主义和新中国的理想，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三

　　在一系列的转移作战中，我们逐步地告别了熟识的山水草木，告别了根据地里亲爱的父老兄弟妹妹们。战斗的现实告诉我们：为了消灭敌人，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看样子我们是要离开中央根据地，离开我们用鲜血培育过的自由的乐园，到敌人的远后方去！过去我们每次出发，都唱着：“我们是红色的战士，为了保卫根据地，拼！直到最后一个人。”可是，谁曾想到真会要离开这革命的故乡呢？但是，大家都坚信，我们终有一天是会打回来的。战士们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许多战士路过家门而不入，决心把自己壮丽的青春全部献给革命的武装斗争。

　　十月十六日夜晚，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最后离开了中央根据地，开始了长征。红军被迫长征，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那时候，我师改归一军团建制，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任务。前面队伍很多，总是走不快，我们很怕不能按指定时间到达目的地，后边敌人又尾追着我们，所以行军打仗都十分紧张。但是，打仗也罢，行军也罢，战士们总是快活得很。情况稍一缓和，兴国山歌和《上前线》的歌声就在长长的队伍中荡漾起来，加上山间的回声，实在热闹。为着避免敌机的侦察与轰炸，我们都是夜间行军。在漆黑的夜里，走高低不平的陌生的山路是十分困难的。我们想了许多办法，在没有敌情顾虑的地方，每个人都准备了松枝或干竹杆，点起万千火炬，照亮了行进道路，宛如一条火龙，磷光闪闪，曲曲弯弯，煞是壮观。在有敌情顾虑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拄着一根结实的竹拐杖，帮助探路，背包上都放上一条白毛巾，作为联络记号，再加上不断地传着“跟上”“不要掉队”的口令，道路虽然难走，但也很少失掉联络。有时因情况十分紧张或发生了战斗，队伍便化整为零，分路前进到指定地点集合。依靠着战士们高度的政治觉悟，我们的队伍是打不垮拖不烂的。

　　夜行军最值得回忆的是睡觉。江南晚秋天气，不冷不热，最适宜于旅人夜营。大队的前面稍微有一点障碍，或者传来一声“休息”，整个队伍顿时就不动了。大家把身体斜靠在路旁，很快就睡着了，于是，除了打鼾的声音和秋虫的鸣叫声外，周围一片寂静。这时候干部们是不能睡觉的，他们要前后巡逻，为睡熟的人们放哨警戒。前面大队一走，棍子敲棍子，大家爬起来揉揉眼睛又走了！有的还开玩笑说：“这笔瞌睡债，不知那年那月才能还清！”在十分疲乏的战斗生活中，能打上一个盹，睡上一小觉，确实是一种享受。

　　敌情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不是碰到敌人的截击部队，就是敌人的追击部队赶了上来。因此我们人人都“枪上膛，刀出鞘”，几乎天天要和敌人打仗。我们从江西出发到贵州，冲过了敌人四道封锁线。这些封锁线上碉堡林立，伏兵层层，形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包围圈，构成了稠密的火力网。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通过了赣江，占领了城口，接连冲过了第一、第二道（在赣南粤北之间）封锁线，十一月十三日，我军先头部队攻占了宜章城以后，我们就掩护军委机关纵队以强行军、急行军连续通过了第三道封锁线。这样就引起了敌人的极度注意。这时，蒋介石四处抽调的几个纵队已经赶到湘桂道上，对我们前阻后截，打算趁我们渡过湘江之际，一举消灭我们。激烈的大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这对于我们担任后卫的部队又是严重的考验。

　　湘西的十一月，阴雨连绵，河水骤涨。湘江上游的水面虽然不宽，但水深过顶，不好徒涉，渡口又只有两个浮桥，问题不大好办。为了掩护军委机关纵队和其他主力部队渡过湘江，我们开始在湘西延寿圩一带抗击湘敌四个团的追击。接连打了几天，等大家过去以后，敌人的追击部队逼近了，集结在全州和桂林两地的敌人，也不顾死活地沿着湘江西岸向我们出击，企图强占湘江的渡口截断我军。当时的情况是十分紧急的。为了执行军团给我师提出的任务：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渡过湘江，通过全州、桂林公路第四道封锁线，我们派出了一个团直扑全州城东南的鲁塘圩，配合已渡河的红五团佯攻牵制全州敌人，另以两个团和尾追的敌人死打硬拼，保卫湘江界首地段渡口。在掩护作战中，使我们最恼火的是敌人的飞机。这些鬼东西，反复地向我们部队轰炸和俯冲扫射，有时飞得很低，连飞机上的驾驶员也能看得清楚。但是战士们并不怕它，大家知道，只要打垮了地面上的敌人，几架飞机是挡不住我们前进的。数天来，战士们都打红了眼，饭也吃不下，水也喝不进，在浓密的炮火下，用刺刀手榴弹等待敌人。从早上直打到黄昏，敌人并不敢靠近我们。十二月一日下午，全州、桂林两路的敌人沿湘桂公路向我军渡河地段继续猛攻。到天色快昏黑的时候，敌人离我们的渡口不过四里了，枪弹都已落在渡口的浮桥上面，情况万分紧急，搞得不好，我师就有被敌人切断的危险。当我们率师主力从咸水圩渡河以后，忽然发现一个团没有过来，而敌人又快逼近渡口了，这真把我们急坏了。当我们翻越了上下几十里的大山，到达油榨坪集结的时候，失掉联络的那一个后尾团也英勇地抢渡了湘江，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并在当晚以强行军赶上了师主力，真使人喜出望外。

　　王明的错误路线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使红军连连失败。这时，全军想念毛主席，迫切要求撤换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热切盼望毛主席回到领导岗位，领导全党，统帅全军。

　　冲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进入了黔桂地区之后，虽然也不断地打些小仗，但我们已把大股的敌人甩在后边了。我军翻过险峻的越城岭，过了通道城以后，便分成两路前进。一路以四十三团为右翼，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攻占了湘贵公路上的镇远城，歼灭敌人一个营，担任对湖南方向敌人的警戒；一路以我师主力为左翼，经过苗岭向北挺进。苗岭是苗、侗、瑶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这些兄弟民族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看见汉人军队就有反感。开始，不论我们到什么地方，都是连个人影也见不到，这真是个问题。但我们认真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切实遵守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苗民不在家，我们吃了他们的粮食，烧了他们的柴火，就把银元留在他们的米缸里或吊在梁上。过了四、五天，苗民看到红军和国民党军队不一样，就陆续地回来了。经过我们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他们和我们亲近起来了，给我们当向导，抬担架，照顾留下来的重伤病号和掉队人员。当我们离开苗区的时候，有的还参加了红军，跟着我们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四

　　一九三五年新年，我军先头部队渡过了乌江天险，以战斗的胜利庆祝了新年。大年初一我们和一师部队在余庆城会合。各个单位还召开了联欢晚会。一师政委黄苏同志是广东人，是广州暴动时出来的，不知道他从哪里弄到了一只小狗，亲自动手烧狗肉来请我们的客。过去我是不吃狗肉的，那一次聚餐，狗肉滋味之鲜而香，使我至今难以忘记。

　　进入黔北之后、我师就经遵义、桐梓到达了松坎，担任向四川方向的警戒。这时，党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有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地批判了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机会主义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肯定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使中国革命的胜利有了指靠。部队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斗志更加高昂。我们“少共国际师”经过了一年半的战斗，完成了上级所给予的任务，已经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使部队更加精干，便于作战指挥，全军进行了整编。在整编中，“少共国际师”便和红一军团主力合并，继续执行北上抗日的任务。但是“少共国际师”这个光辉的名字和她的革命的战斗传统，永远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对于正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战斗的中国人民和中国青年来说，也永远是一种鼓舞的力量。

　　一九五七年初春追记于首都

　　一九七八年九月修改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