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八月，我由家乡常州的小学教师缪青裳（共产党员）介绍，到浙江肖山湘湖师范读书。这所学校仿效晓庄师范，校长倾向进步。恽逸群在那里任教并担任中共肖山县委书记。缪青裳将我的团的关系转给恽逸群，九月，湘湖师范团组织安排我担任肖山至杭州的地下交通。十一月杭州党组织遭到破坏，敌人要抓我，我在校长等人的帮助下，逃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通过在大夏大学读书的同乡冯大朋（现为上海中学退休教师）找到了我的小学教师吴元。当时，吴元兄弟三人在武进受到通辑，隐居上海。吴元的兄弟吴锦棠当时是团中央一个刊物的发行，我在他家看到过凯丰（团中央宣传部长）、老余（即余心、余百鲁，当时为团中央宣传部秘书，以后叛变）和小朱（即赵克昂，李一凡，后叛变）。

　　开始，我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后，我通过同学认识了季苏和朱理治（当时在团江苏省委负责组织工作）季苏介绍我参加党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季苏是负责人，办公地点在四马路会乐里），担任发行工作，负责发送文件和宣传品到闸北区“反日会”。

　　一九三二年八月，朱理治介绍我到团中央搞发行工作，正式恢复了团的关系。这时团中央书记是胡均鹤，宣传部长是凯丰，秘书长是陈卓文，总交通是蒋平。直接领导我的是团中央发行部的小邱（湖南人）。福州路山东路口有一间仓库（灶披间）是我们的联络站，平时不住人，印刷所将印好的宣传品送到那里，我按时去取，与来人彼此不见面。然后，我把一部分宣传品送给团江苏省委负责发行工作的李文彬（后来被捕，关在苏州反省院，出狱后改名叶梯青，抗战期间在苏中工作，后在姚家庄突围中牺牲。）；另一部分分别邮寄各大学图书馆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以及上海的各个大学，以扩大宣传。

　　十一月，团中央调我任内部交通，领导我的是团中央总交通蒋平。他也是常州人，比我年龄大，装做我的表兄同我联系。我的工作是给团江苏省委送文件和联系工作，接头人是团省委的内交通李××。此外还负责外地来沪和出狱同志的接待工作，我先去接头，有时送些生活费，然后把关系交给蒋平，由他安排带走。十一月间，我曾听说团中央有破坏（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间，团中央书记胡均鹤、经斗部长胡海等被捕叛变），但不知详情。

　　一九三三年初，由于蒋平被捕叛变，团中央遭到很大破坏，除凯丰以外，几乎所有的团中央领导干部都被捕了。当时我住在新闸路一家麻油店楼上，一天我回去，女主人说：“你表兄带人来找你”，暗示我赶快离开，我意识到内部出了叛徒，立即离开了。以后我才知道是蒋平带了特务来抓我。他还带人到团中央局的联络点（四马路上的一家旅馆）去，抓走了团中央巡视员张光天（前几年在西安去世）。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张来上海时告诉我的。

　　团中央这次遭破坏后，我同团省委的内交老李（苏北口音，他说自己是大夏大学学生，他爱人姓王）仍有联系。不久，组织上调骆驼（徐宝铎）重新组织团中央局，他通过老李，找到我的住处（今富民路），要我负责团中央局的内外总交通工作，并派一位女同志王兰英（沪东工厂的工人，现在南京）与我做假夫妻。

　　团中央局在甘斯东路（今嘉善路）上租了一幢房子，成立了秘书处。调李华生（四川人，“文革”后期为河北省科委付主任）当秘书长，住在那里。他负责刻钢板、油印和收发文件。那时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大约是三三年底，他调天津任巡视员工作。当时住在这幢房子里的还有两位女同志：一位是廖似光。她是凯丰的爱人因为怀孕不能随凯丰去苏区，留了下来；另一位叫九姑（广东人。据说也是一位负责同志的爱人），带了一个小女孩，她们作为家属住机关。我常去秘书处，骆驼也常去，他在那里看文件，并且给我们交待工作。

　　骆驼是团中央书记。大约一九三三年的四、五月份，先从北方调来的陈伯伟（即小陈）负责团中央局的组织工作。他的爱人叫“大陈”，是大学生，戴一副深度的眼镜。是我把他们接来并给他们找了华山路靠近静安寺的一处房子住下。以后又从北方调来小李任宣传工作（当时主要负责团刊——团的建设），他是北方人，学生模样，听说家里很有钱。他被捕比我早，被捕时被打得很厉害。他的爱人小金（朝鲜族）也是学生，与他同时调来，也是我去接待并安排住处的。大约八、九月间，我还接待从北方调来的小朱（即李一凡、赵克昂，四川人），小朱来了以后，也负责组织工作。黄药眠来上海不是我去接待的，但他来我家出席团中央局的会议时，我见过他，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黄药眠来了以后，在团中央局负责宣传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我还接待过从北方调来的小陶（即陶凯荪），她开始同青岛调来的小刘装成假姐弟住在一起，大概在下半年小陶调到团江苏省委搞宣传工作，小刘后调回青岛工作了。小范（即范正中）夫妇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间从徐州调来，由我去安排住下的。他以后分配到团江苏省委当组织部长。

　　此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团中央秘书处从泉漳中学调来的小刘（即刘耀新，现在四川）和小妹（以后同小刘结婚）搞油印工作，也是我去接待安排的。抗战胜利后我在山东曾遇到过刘耀新，问他以后的情况，他说一九三四年团中央大破坏后，他就失掉关系了。

　　当时，我们团中央局还有几个内交通。一个是孙云（即薛承缇，大夏大学学生，现在武汉），她调来后与团中央局书记骆驼住机关还有卢义兰和卢义梅姐妹俩（湖北宜昌人）。卢义兰当时化名小杨，调来后与我住在同孚路（今石门一路）的机关，她负责送团江苏省委的文件，给团中央秘书处的文件由我送去。与上海党中央局的联系则由卢义梅负责。另外，团中央局还有一个外交通老高（河北人，个子很高），他负责同北方的联系。当时团中央局与外地的联系，主要就是河北的天津和北京，因这地区团组织较强，文件来往也较多，因此团中央单独与他们建立了交通关系。同其他地区的联系则通过一个姓李的党中央局的交通，他到我家来联系，传递团中央的文件。当时有联系的还有东北奉天、河北唐山、山东青岛、河南开封、安徽寿县以及苏区等，其它地区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当时苏区曾来了一位小田，后来调到团江苏省委搞儿童团工作了。

　　当时团江苏省委书记是朱理治（注：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团省委改组，朱理治调走。由原团中央局组织部长陈伯伟接替。），负责宣传工作的小郑（即郑思群，广东人），我曾见过他们夫妻。此外还有一个叫丘九的好象也在团江苏省委搞过宣传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骆驼（徐宝铎）调到上海党中央局，负责联系团中央局的工作，小陈（陈伯伟）调任团中央局书记。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在南市蓬莱市场被捕。当时因团组织已遭受到多次破坏，我思想上也有一些准备，立即把身上的一封外地来信吞入肚中，敌人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我先关在南市公安局看守所受了很重的刑，但一直没有招供。至于被捕原因，我一直不清楚。在南市公安局时，好象看见小范（范正中），但他没有出来指证我。不久，我被押送龙华警备司令部。关了两个月，敌人仍得不到任何线索，就以“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两年半徒刑，然后关到苏州反省院，大约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获释出狱。

　　团中央局一九三四年十月又遭到一次大破坏时我已在监狱中。后听团江苏省委交通戚铮音同志说，这次大破坏是因为原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小范（范正中）在调徐州任联络员时，被捕叛变。小范叛变后，仍以联络员身份来上海，与中央局和团江苏省委机关取得联系。探明各人住处后，敌人就在十月底逮捕了团中央局书记陈伯伟、组织部长小朱（即李一凡、赵克昂）、宣传部长黄药眠，以及同他们住机关的三个女同志和卢义兰、卢义梅。还逮捕了调党中央局工作的骆驼（徐宝铎）。骆驼、陈伯伟、小朱被捕后都叛变了，这次破坏给团中央局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