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里，唐鹏宇又多了很多“兄弟”，不管有事没事，他都会电话找“兄弟们”聊一聊。了解他们的工作，知道他们的需求，有时候还会给他们出点小主意，开拓些新思路。

　　唐鹏宇是团黑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他口中的“兄弟”是最基层的团干部——乡镇团委书记以及一些大学生村官。如果不是常态化下沉基层，他去黑龙江省牡丹江林口县下沉了4个月，有可能没有机会认识他们。

　　真正地走近青年，了解青年，和青年交朋友，这是唐鹏宇下沉期间最重要的任务。这也是共青团改革中团中央给团干们确定的最重要的工作准则。

　　“8 4”“4 1”“1100”……共青团正尝试着用各种全新的工作方式推动团干部主动去联系青年，从而更精准地服务青年需求。

　　走近青年，和他们交朋友

　　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的群众性，经常同群众进行面对面、手拉手、心贴心的零距离接触，增进对群众的真挚感情。群团组织和群团干部特别是领导机关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要坚持眼睛向下、面向基层，改革和改进机关机构设置、管理模式、运行机制，坚持力量配备、服务资源向基层倾斜。共青团就是要到青年中去。

　　自2015年9月起，团中央和省级团委两级机关开始实施“常态化下沉基层”工作制度。团中央机关局级及以下干部和团省(区、市)委机关干部共约1600人,在两年内分4批，每批选派1/4的干部分别派驻一个县区,面向基层开展工作，长期坚持，形成制度，成为常态。每批“常态化下沉基层”工作时间为4个月。如今已经有两批团干部完成下沉。

　　在基层，他们对当地共青团和青年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团组织开展工作，发掘基层先进团组织优秀典型工作案例和发现优秀团干部，联系青年，在同青年打成一片的过程中，找到做好青年工作的有效方法。

　　为了做到这些，团干部们也是费了一番脑筋。

　　在去绍兴市上虞区之前，团浙江省委权益部主任科员陆耀庭精心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针对不同青年群体设计了26道题目。下沉4个月，陆耀庭一有时间就走进学校、企业、社区和青年面对面访谈。截至下沉结束，他共完成53份问卷。

　　通过这些问卷，陆耀庭掌握了青年的新特点和新需求，他也更加明白自己该怎样去和他们打交道，怎么去开展工作。

　　在一家企业里，陆耀庭认识了一名制版工。女孩从四川来到浙江打工，虽然只有18岁，但谈吐举止都显得很成熟。陆耀庭询问她需要什么帮助，女孩告诉他，自己很想成为一名志愿者，但是“找不到方向”。于是，陆耀庭把当地志愿服务队队长的微信名片推荐给女孩，还鼓励她要闯一闯。

　　唐鹏宇的方法则是争取最多的资源。

　　为此，他还开始“混起了关系”。在县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唐鹏宇如果看到周围有县领导，就走上前去主动打招呼。“我是团县委的下沉干部，我叫唐鹏宇。”他总是这样推介自己。他的目的可不是让领导记住自己，而是见缝插针地汇报团县委的工作，因为他深知在基层工作离不开党政领导的支持。

　　每个下沉团干部都用自己的方式在下沉地融入基层，融入青年。

　　在“常态化下沉基层”实施的同时，另一项让团干贴近青年的制度也在团中央机关实行。

　　这项叫做“向基层服务对象报到”的工作，被团干们简称为“41”。团中央机关全体干部每周在机关工作4天，至少拿出1天时间，到青年数量较多的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等基层单位报到，直接指导帮助基层团组织开展工作，直接联系服务团员青年。

　　在这项工作中，去基层报到的团干不是去做客或者是去考察观摩的，而是以参与者，甚至是以“自己人”的身份去直接联系青年，参与基层团组织工作。他们要每两周统计汇总一次干部基层报到出勤情况；每月通报各部门基层报到工作开展情况；每季度与团北京市委共同编发一期工作简报，介绍工作进展、宣传经验典型，每人每季度至少撰写一篇推动或参与工作情况信息。

　　为了保障工作的实施效果，团中央组织部与北京市委组织部、团北京市委三家单位就“41”工作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将团中央基层报到工作纳入北京市委青年群众工作布局，制定年度工作计划，部署安排相关工作。

　　目前，团中央机关有近200名干部参加基层报到工作。下一步，“4 1”工作模式还将向省级团委推广。

　　到青年中去，就是要和青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和青年交上朋友。“1100”工作制度就是要求团干部们去和各行各业的青年交朋友。

　　共青团中央下发的《关于建立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的通知》，决定在全团建立团干部直接联系青年制度（简称“1100”制度），从团中央做起，各级团的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每名专职团干部、挂职团干部、县级（含）以上团的领导机关兼职干部经常性直接联系不少于100名不同领域的团员青年，其他兼职团干部每人联系不少于10名团员青年。在这项工作中，微信、QQ、微博等新媒体都将成为联系青年的方式，因为那里聚集着最多的青少年群体。

　　对于团干来说，联系100名青年只不过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重要的是他们如何努力去真正地与青年建立联系，如何真正扑下身子，走到最普通的底层青年群体中去，又如何去了解那些青年的需要，解决青年的困难。

　　团中央率先落实“1100”要求，机关干部纷纷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深入街道社区、企业学校、社会组织和自由职业者、流浪艺人、蚁族等新兴青年群体，186名干部共联系青年19645人。大家普遍感到置身青年之中，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发现了以前工作中的差距和不足，增强了直接联系服务青年的责任感和自觉性，越来越感觉到工作中离不开这些小伙伴了。

　　今年3月底，郑州市各级专兼职团干部都已经建立常态化联系100名青年的微信群或者QQ群。在这些群里，一些青年呼声被重视，一些青年诉求被发现，一些问题被及时地解决。

　　针对青年反映的热点问题，郑州团组织一是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充分借助网络微信平台和青春家园阵地等，积极策划组织相亲交友活动；二是通过网络微信平台等发布提供的就业岗位，引荐创业导师，帮助解决创业资金和技术难题；三是加强青少年维权服务和12355心理咨询建设，线上制作微信信息，广泛转发，线下开展维权讲座，普及常识。

　　把基层青年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对于基层团组织来说，下沉的团干部，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力量，更是一种工作思路，还有工作资源。

　　“8 4”“41”工作实施11个月以来，已有700多名团中央和各团省委机关干部参加了“常态化下沉基层”工作，有近200名团中央机关干部开展了“向基层服务对象报到”工作，团干们通过微信发红包、请青年吃烤串、参加志愿服务、组织兴趣小组等多种方式，结识了一批各领域青年朋友，通过积极的融入协助，参与了很多当地的重点工作，为当地团组织带去了很多服务青年的资源。

　　下沉基层天津工作组，先后开展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精神专题宣讲会52场，覆盖各类专兼职团干部1100多人，收集基层团干部和团员青年的改革意见、建议百余条。河北保定工作组充分利用基层调研的契机，在田间、食堂、车间等地因地制宜进行宣讲，先后开展宣讲70余次，覆盖各领域青年520余人次。河南下沉漯河干部，以乡镇“民情超市”为阵地，积极推动金融知识进农村等青年之声线下活动，为农村青年送政策、送点子、送贷款，深受创业青年欢迎。

　　因为下沉，谢宁从团山东省委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变成团德州市德城区一名普通的团干，从一个曾经的工作指导者变成了参与者。在这里，他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提供自己的工作思路，当然也会贡献自己的工作资源。

　　一栋商务楼宇搞团建，却没有建团经验，不知道该怎么联系楼宇青年，甚至连开展什么活动都一头雾水。

　　谢宁提供思路：“要先了解需求，再设计活动，主动服务，凝聚青年。”为了顺利建团，他建议通过区、镇街两级团组织联合到楼宇企业进行走访，并进行调查问卷，了解楼宇企业青年的基本情况，吸纳积极性高的青年企业负责人建立联系人，然后根据青年需求，搭建活动的载体和平台，设计了一系列符合企业发展特点的活动。那些走进社区的公益活动吸引了不少楼宇青年的兴趣，每次活动，都会有一大帮人“捧场”。

　　德城区要建立青年自己的公共创客空间，他亲自找投资公司，再找区政府协调给予场地和资金。

　　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王婷也给下沉地河北保定莲池区带来了不少“金点子”。她刚刚下沉的时候，就发现一家可以推进基层团建的样本企业，35岁以下青年占90%以上，公司用人唯贤，公正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使青年员工一心一意工作，企业高速发展。但是，该企业没有团组织。

　　怎样让这样一家企业主动建团，对团区委来说曾经是个难题，而作为河北保定工作组组长，王婷给这道题带来解决之法：让企业看到团组织的价值。

　　通过调研走访了解企业的需求之后，她协调安排了青科协的院士、专家到该企业参观访问，又帮助企业联系了其急需的研究某稀有元素的专家，这直接推动了在该企业建团。

　　在“向基层对象报到”工作中，机关团干也不只是去报到，而是给基层带来实实在在的帮助。

　　团中央基层组织建设部干部冉勇在大兴区黄村镇基层报到后，推动了中关村创业企业与报到乡镇团委对接，共同开展蓝领精英招聘计划，帮助农村青年就业致富；团中央宣传部干部郑凯在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参加基层报到，邀请心理咨询师为即将参加中考的团员青年开展“心理疏导讲座”，排解压力保持良好学习状态。

　　身段低了，方式变了，和基层青年的心就近了

　　走进基层，走近青年，也让下沉团干部自身受益：更加了解基层的工作，更加熟悉和基层青年打交道的方式。

　　下沉基层牡丹江工作组依托“青年之声”平台，在青年中建立两个微信群、3个QQ群，覆盖了10个行业的400余名普通青年，直接与他们建立稳定、灵活的联系渠道。江苏徐州工作组3位成员，分别走访了其各自所在县区的全部50多个镇街团委和团工委，深入基层团组织掌握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下沉地团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区委，团江苏省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60后的曹琳，从最初的“格格不入”，到与80后、90后打成一片。“要和他们在一起，先得放下架子，去懂他们的语言，懂他们的思维习惯。”她去看大家都在谈论的《琅琊榜》，还找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当下流行的热门话题。慢慢地，和青年聊天没有了年龄和职务上的隔阂。

　　过去，曹琳也经常“下基层”，和年轻人围坐在一张大会议桌前，她提一个问题，对方回答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听不到真心话的”。曹琳觉得，只有真正走到年轻人中间，跟他们在一起，成为他们的一员，才会被他们“真心接纳”。如今，团区委的年轻人已经把曹琳当成了大姐姐，遇到工作、生活中的问题，都喜欢和她聊一聊。

　　下沉之后的谢宁，最大的变化来自于角色的定位。谢宁说，他把自己当成了团德城区委的一员，有什么工作都一起干，甚至还要挑头干。这样的节奏让团区委的小年轻刚开始有点不适应，“他们老觉得这个一年顶多来调研一两次的领导，怎么现在天天都跟他们在一起呢？”

　　在基层待的时间长了，谢宁更加了解基层团组织的疾苦，知道他们完成上级团组织下达任务的不易，再回到团省委的时候，就不会像以前一样觉得自上而下传达工作任务是理所应当的，而是站在基层的角度，去想到底这些工作他们能不能做的完。

　　团云南省委副书记、团省委第一批下沉工作队总队长赵国良同样在基层转变了思想。

　　“长期在机关工作的干部，容易形成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通过发文件、发通知，收集材料、提炼经验等方式来推动工作的落实。”他说，“通过4个月的历练，我们长期固化的思维习惯得到转变，省级机关推动工作，首先要想到基层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