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师徒亲密无间的关系

　　先祖父在日本讲学收授弟子甚众，成就较高者有黄侃(季刚)、汪东(旭初)、马裕藻(幼渔)、沈尹默、沈兼士、任鸿隽、杜羲、陶冶公、余云岫等百余人，但最著名的要算“小班”教授八个弟子，而这八人中成就最高者也就是《笔记》中三位记录人——钱玄同、朱希祖和鲁迅先生。

　　钱玄同先生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读书，兼师从太炎先生，不仅在大成中学听太炎先生讲学，又参加《民报》社“小班”授课，“极端崇拜”太炎先生，经先祖父介绍入同盟会，他是追随太炎先生最久的一位弟子，曾为先祖父抄写《新方言》付印，又用篆体为先祖父录写了《小学问答》付印，先祖父称“字体依附正篆，裁别至严，胜于张力臣写的《音学五书》”，1910年还与先祖父及陶成章合办过《教育今语杂志》，共发行六期，其中署名“太炎”的文章，实际都是他代笔的，可见师生“浑然一体”了，他当时用的笔名就叫“浑然”。他当时常住宿于先祖父寓所，直到1910年5月回国，后成为“五·四运动”中的一员猛将，他与先祖父的关系一直维持了终生。

　　朱希祖先生也是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读书，也兼师从太炎先生，在大成中学听太炎先生讲学，后又参加《民报》社“小班”听课，他听课“笔记最勤”，而且先有在大成中学听课基础，因此记录最全，先祖父对他的评价是“博览，能知条理”。先祖父认为自己弟子中成就最大的要算黄季刚继承音韵文字学，钱玄同继承经学，朱希祖继承史学，吴承仕继承内典学，以太平天国为例，嬉称他们为天王(黄季刚)、东王(汪东)、西王(朱希祖)、南王(钱玄同)、北王(吴承仕)。朱希祖先生是中国现代史学开门人，各大院校史学系创立，是他担任北大史学系主任而始，他将史学与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结合为一体。在其公子朱偰先生的回忆录中能看到这样的记载——“民国初年，章先生带了两位女公子来到我家，他穿着玄色长袍马褂，端坐在客厅中间，门弟子对他都非常恭敬，大家有说有笑，空气非常融洽，我二弟从客厅门外探头向里望，拉着母亲的衣襟，轻轻地问道:‘那中间坐着的，是皇帝吧？’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即使到了后来，20年后的1932年，先祖父到北京劝张学良抗战，并在北京讲学，在北京他的众多弟子作陪，垂手恭立在老师身旁，为老师板书递茶，无一人敢入座，而这些人却都是北京各大学院系主任以上的权威与专家，坐在下面的听众倒都是他们的弟子与学生，朱希祖先生也在其中站着。

　　鲁迅先生1902年赴日本留学，1906年后弃医从文，师从太炎先生，先学习《说文》，后听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先后逾一年。因此鲁迅兄弟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多古言古字”，他们翻译俄国斯谛普基克的《一文钱》，也请太炎先生改定，并刊登于《民报》。《民报》遭日本当局查封，并判罚款150元，将先祖父拘押，以服苦役抵款，每日抵一元。而当时先祖父等革命志士非常穷困，“三年衣被不换，日以麦饼充饥”，没钱交罚款。鲁迅与许寿裳闻讯急将翻译《支那经济全书》的部分稿酬为太炎先生支付押金，让先祖父仅拘押一日而得释放。1909年，太炎先生诚邀鲁迅兄弟学习梵文，并为他们支付了“半月学费”，而鲁迅与朱希祖等门人，凑钱为先祖父出版《小学问答》等著作。鲁迅每提起太炎先生，“总严肃地称太炎先生，或呼‘章师’、‘章先生’”，一生如此。太炎先生影响鲁迅的远不止“小学”，当时鲁迅先生撰写的《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与先祖父的《俱分进化论》与《四惑论》等著相较，几乎同源。

　　此时他还加入了光复会，可见受太炎先生影响之深。先祖父被袁世凯幽禁于北京时，鲁迅先生多次与同门前去探望，先祖父遭国民党当局迫害，他也多次为先祖父执仗正言。先祖父逝世后，鲁迅先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太炎先生二三事》，毫不掩饰对老师的敬爱，他写给友人最后的一封信和他一生最后一篇未完成的文章《因太炎先生想起二三事》，都是在怀念太炎先生，可见师生感情笃厚。

　　《笔记》形成的曲折过程

　　先祖父治学涉及许多领域，治经治史，涉政涉文，但对语言文字学的研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被誉为“小学大师”，他自称研读《说文》“七十余过，的然见语本”。因此他在日本讲学，以讲许氏《说文》为最多，尤以《民报》社“小班”弟子影响最大。这八个弟子读书努力，上课听讲认真，下课核对笔记认真，最后还将听课笔记重新抄录一遍。《笔记》就是真实记录太炎先生逐字逐句讲解《说文》，“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以故新谊创见，层出不穷”，而钱玄同、朱希祖、鲁迅三人认真听讲笔记，凝聚了师生两代心血，以及他们再传弟子(王宁等整理者)数代人艰苦劳动的一部精彩的历史文献。

　　《笔记》的出版，要追溯到三十年前，当时“文革”刚结束，我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工作，整理出版先祖父《全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赴北京收集先祖父资料，走访诸先辈后裔。有幸拜见了钱玄同先生的大公子钱秉雄先生夫妇，他们很和蔼地接待了我，这是一对寡言少语而极其和善亲切的老人，说经历了“文革”，家藏资料无多，仅存发还先父听太炎先生笔记十一册(原先共有十二册，抄家后发还仅十一册)，他们二话不说，竟将十一册笔记交我，说:“请编入全集吧！”他们什么要求全都没有提，连个收条也没有要，以极具信任的眼光将这堆珍贵资料交了给我！他们与我可以说是素昧平生，初次相见，却给了我这么大的信任，让我铭感五内，显示出钱氏家属的家风教养，每每想起这一幕我都会莫名感动，不胜感叹。我的一生有过许多经历，但真正见识大家子弟的大气与敦厚仍然不多，我真为钱玄同先生有这样的后代感到高兴。

　　钱玄同先生笔记显然不是当场的记录，而是课后与同门相校后，又重新录清的笔记，笔记中有“朱本”、“龚本”、“钱本”等其他人记录，并且以此笔记或作讲稿，或作研究，加了许多他的见解，分别以红笔、铅笔、毛笔涂画过。

　　朱希祖先生的笔记是三个人中最完备的，除了他勤奋之外，还因为他先前在大成中学听过一次，后在《民报》社再听一次，之后不知在何处又听一次，因此形成三部笔记，足见他好学不倦精神。他的笔记不知怎么流到钱玄同先生家，“文革”中也落入北京鲁迅博物馆。我在北京期间承陈漱渝先生热情接待，得睹笔记一眼，只见笔记较潦草，足见是原始记录。

　　三人中鲁迅先生的笔记是笔录最少的一位，原因是他只听过一次，二是保存不全，但他的笔记是抄写得最认真的一个。他的笔记一部分为绍兴鲁迅纪念馆藏，但仅有《说文》第一篇(上)(下)及另外二页残页共19页，另一部分由北京图书馆收藏，也仅有三篇，每篇分(上)(下)，而第一篇(上)缺，共14页，这缺的部分恰好由绍兴鲁迅纪念馆可以相补。鲁迅先生的笔记显然是经过整理而重新录写的，字迹端庄，态度极其认真，卷首写有“一九○八年在东京听章太炎讲说文时之笔记二种”。我多次走访这两单位求睹鲁迅先生笔记都遭白眼。幸上海原文化局局长兼上海文管会老领导方行先生努力，竟觅得二处鲁迅先生笔记，方行先生是极爱文化极懂文化的领导，他用我的名义请上海博物馆用柯罗版影印了二百册，于1988年印成，取名《鲁迅先生说文札记》，成为分送海内外知己最珍贵礼品。

　　我得到钱秉雄先生交托的稿本和方行先生觅得的札记，深感责任沉重，当时我正在编先祖父的医学论文集和演讲集，收集了先祖父医学论文一百四十多篇，基本收全了，于是出了《章太炎医论集》，而演讲集的收集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因为要循着他的经历一一收集，难度很大，他的演讲有时政性演讲，有学术性演讲，学术性演讲中有极专业的纯学术演讲，且一生中演讲数量极多，我虽已收集了一百五十多篇，仍感不够全面，生怕全集不全，不敢付印。在先祖父的演讲中，早年有讲《说文》一类笔记，晚年有讲《古文尚书》之类笔记，篇幅甚巨，内容十分专业，可以单独成著，但我的知识不足以校点这些文献。于是我将钱秉雄先生交付的笔记复印后，先将稿本归还钱先生，然后将复印件和鲁迅先生《说文札记》送往陆宗达先生处。陆宗达先生是先祖父大弟子黄季刚先生高足，最得“章黄之学”的精髓，治学严谨，待人宽厚，学风纯正，门弟子众多，于是我将这重任卸给了陆宗达师伯，交给他们整理出版是最适宜的，今后或出单印本，或收入《全集》，无疑也是最适合和最妥切的。陆宗达师伯作古后，王宁教授独将此任肩挑了起来。而我因工作需要转事两岸关系研究，一晃在两岸关系领域工作了二十个春秋，对先祖父演讲集的收尾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对于《说文》笔记整理工作也没有过问，实在有愧先人。我没有想到在先祖父诞辰一百四十周年之际，王宁教授一行竟完成了三人笔记综合整理出版，拿出了这样一部皇皇巨作来纪念先人，这实在是凝聚了章门五代人努力的学术成果终于问世了，先祖父与钱玄同先生、朱希祖先生、鲁迅先生得知当含笑于九泉，这实在也是学术界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