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四省后，却未能给国民政府所谓“安内”的机会。对于“九一八”后日本侵华造成的中日间一系列问题的处理，蒋介石提出了“四不”外交方针，即“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然而日军的侵略步伐并没有因为已经吞并了东北而停步。就在蒋介石致力于围剿红军的同时，日军不断向南向西扩张。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攻占榆关（山海关），2月占领热河，3月向长城发起进攻。国民党的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自发起来抵抗，发起长城抗战。然而面对部分国民党军队自发的抵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却没有实际的支持。3月9日，蒋介石到达保定，与宋子文、张学良晤商抗日问题后，仅抽调中央军3个师的兵力组成第17军北上应付。结果悲壮的长城抗战仅两个多月即全线放弃。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等地的占领，为日本打开了华北门户。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秦土协定》，规定取消察哈尔省内一切国民党机关，国民政府第29军撤退，成立察东非武装区，担保日本人在察省的自由活动。日本实际上控制了察哈尔省。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在日本的多次逼迫之下，无奈以含混不清的非正式方式，复函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提出的要求，以一种全然非正式的敷衍方式承诺了日军对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取消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在河北的一切驻军，严禁在河北的抗日活动。这样，连蒋介石也承认:“华北实已等于灭亡。”日本在1935年秋策动的“华北自治”，进一步威胁了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国民党内部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逐渐增长。当时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指责说:“这三年间的所谓外交，都是出卖民族利益的鬼把戏。从东北之沦陷到华北之败破，再到整个中国之被钳制，这是所谓南京外交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