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的青年文化摇滚文化产业面临着一个特殊的困境：摇滚乐文化风格往往在刚刚出现就马上被俘获并市场化。在这样的文化经济环境中，那些期望自我区别的人（摇滚文化的人）会想知道哪里还有未曾被开发的文化实践。这种困境引起了两种不同反应：一种是摒弃已有风格探寻自己的风格。在新晋亚摇滚文化实践和当代音乐实践之间类似的情况是，受到大众欢迎的并非是致力于已有风格的艺术家，而是挑衅已有风格的艺术家。下一个目标将是刷新过往的形式演绎为属于自己的风格的作品。一种风格只要被文化产业选中，它马上便失去效益并被另外一种顶替。摇滚乐文化资本和社会性差异是基于对已有的，成型的风格的吸收，不如说是通过不断混合现有风格来实现的。 

　　另一种是完全在现代性之外寻求另外的选择（如任何异域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任何非西方，非现代的人或事都是值得向往的。梅塔认为，“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坚持不懈地为进入现代性而努力的同时，许多身处现代之中的青年文化却似乎意图逃离的。” 

　　此时，寻找非西方与非现代的文化寻找成为摇滚文化的一条具有可操作性的出路，体现了后现代全球文化景观的症候的亚文化的怀旧和复古主义情愁应运而生。为此，带有全球化特色的复古主义情愁在叛离了已有风格的基础上，不断混合后现代艺术主义特征，造成了异国情调复古情怀的商业化。与某些地区全球俱乐部文化的传播狂热相反，复古想象以渴望逃离现代自我，拥抱文化的他者性为特征，最终成为他者（本土化）。连同相关的社会差异一起，文化他者变成了一个被收藏和观赏的对象。 

　　复古主义情愁在摇滚乐上表征为对民族音乐和民族精神的回归上，当摇滚乐不断地被同化、争编过程中，摇滚乐走出反叛和表现个性的风格，就是跳离自我，回归原创音乐和回归他者，或者从西方的摇滚乐中寻找新的支点。这一过程与社会根本性的历史条件不可分离，摇滚乐不断地在民族乐和民族精神上寻找支撑点，也是后现代全球化的复古主义症候的体征。 

　　3．青年审美文化的社会蜕变 

　　摇滚乐通过文化表达见解和观点，在当代社会文化在表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在大众文化时代，社会缺乏真正的文化表达和经验。他们对此做出反应，生产自己的文化形式――他们自己的服装风格，音乐和文化行为――并清楚地表现出生活和行为的新形式。摇滚精神便是表现因子之一。 

　　摇滚乐从民族音乐和民族精神寻找他者的情怀，就是跳离自我，回归原创音乐和回归他者，或者从西方的摇滚乐中寻找新的支点，走出反叛和表现个性的风格。这一过程与社会根本性的历史条件不可分离，音乐通过审美文化表达着自己的风格和观点，当摇滚乐走向复古主义的情愁时，我们不得不透视社会审美文化变迁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和至深影响力。 

　　社会文化变更使得审美文化的变迁悄然而至。考察不同时代的审美流行文化，青年群体的社会审美历经了“愤青”到“文学青年”再到“文艺小清新”的变更。当历经了时代文化的变迁后，愤青被演绎成小清新的审美代言时，社会文化历经了怎样的变更？这种变更又与摇滚乐有着如何千丝万缕的联系？摇滚乐是如何通过文化表达见解和观点的？ 

　　我们先由愤青谈起，“愤青”这一流行语的由来与崔健的《一无所有》息息相关，从这个颓废的、歇斯底里式的和玩世不恭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的愤青内在的精神焦躁。崔健的《一无所有》是青年一代走出文化困境的标识性宣言。这显然是文化剧烈震荡和断裂的先兆，其积蓄的社会文化内蕴强悍有力。当崔健的《在雪地上撒点野》沿袭一无所有的呐喊，他的直抵心灵，刚健有力，狂躁和粗野的喊叫声中带来了粗犷有力的文化审美潮流。文化著作《狼图腾》的畅销，让大众备受刚性粗犷刚性文化美学的洗礼。 

　　社会文化审美质素由原初的对政治社会文化的裂变的伤痕和寻根后逐渐变为青春狂躁的呐喊，经历了文革时代的文化荒瘠，转而由呐喊演变为对知识的极度饥渴，文学青年成为一时风尚。当消费时代大潮迎来了图像文化的喧嚣时，对于文本的渴望变为图像全景的展演，对于文学文本的追逐演变为文学文本之外的大范围延展，文学之外的电影，电视艺术欣赏都被冠之于文艺的字眼。自此，文艺成为青年小资的标牌，图像增殖催生出后小资时代的“文艺青年”群体的衍生。在这个消弭距离和失去原创的氛围中，“文艺青年”时代上演了一曲曲变奏。当全球化和后现代交杂时代浮出历史地表后，媒介作为隐形的操盘手，不断地教演着后现代的同一化和标准化的风格形式，而此时，逃离自我，成为他者，或在异域中寻找差异，成为媒介和商业的下一个吸引点。届时，在这个浑浊的时代，“小清新”自我洁净的癖好及对于怀旧的追逐，使之成为复古主义情愁的代言人。 

　　在服饰风格上，小清新沿袭复古主义风格。譬如，海魂衫的时尚流行。海魂衫抽聚集了至纯、清丽和罗曼蒂克等时尚文化元素。围绕着海魂衫所形成的这些美学语汇，从文革语境中走出来，汇入“小清新”审美文化的话语系统当中，来建构所谓“复古主义”美学风潮。流行于1970年代的海魂衫风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那个时代的服饰变革，首先是服饰色彩学的变革。蓝白相间的色彩，则打破了色彩语义上的单调和保守。渲染一种中性的，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的现代主义色彩。象征着天空的白色和象征着海洋的蓝色，混合在一起，给那个禁锢和枯燥的年代，染上了一层想象和梦幻的色彩，成为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自由精神的替代品。同时演绎着被压抑的复古的风格的自由释放。 

　　由愤青的刚健，粗犷的审美风范到城市小清新的中和，阴柔的审美标签，社会文化像一只看不见的操手，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愤青时代的刚健、原始和纯粹一点点被现代社会文化背景所吞噬。城市小清新群体过度重视自我，在喧嚣的人群中，小我的清新一一呈现。反思社会审美文化的历程，愤青的国家社会意识审视到小清新的小我审美意识的局限，作为根源性的消费文化社会导引着文化日趋盐碱化和甚至无文化。但在消费文化时代，青年没有彻底被大众媒介操控，小清新带有自我洁净的渴望，恰恰是青年逃离消费文化的表征，这种城市复古主义色彩本身就具有青年审美文化的反思性。 

　　一些乐评人认为：汪峰和许巍摇不摇滚，还有这个小清新的问题。“顶马”的彻底之处是在于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所谓是摇滚乐还是流行乐还是小清新，他们现在的歌就是小清新（吴虹飞：《喧嚣与沉默压抑中的中国摇滚》，《南方人物周刊》，www.infzm.com，2012年5月20日）。吴吞的《时候到溜》就有一点点“小清新”。形式是风格的另一种表述，文艺小清新来代言摇滚精神的审美阴柔化趋向。 

　　结  语 

　　如果说当时中国摇滚文化先锋性确实是带有冲击主流文化的意味，而延续至今的先锋的是否应消弭更多除反叛之外的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思考除涉猎音乐本身的革新，更应关注文化精神的意义。时至今日，先锋性对于原创性的追索，对于精神家园的找寻，对于文化启蒙的回归，或许能够激起青少年更多的持守和坚持。 

　　在西方（媒体）眼里，中国摇滚乐与政治关联性相关甚大，而与艺术无关。“中国摇滚”作为西方音乐社会情感投射的“他者”，既是一种吸引（其未尽的摇滚理想），也是一种威胁（侧面影射中国的政治环境）。现有西方对中国摇滚的研究，是将中国摇滚看成一种抵抗官方意识形态的“真实”声音，是一种民主、自由和正义的声音。然而，这套“事实”和所谓的“本质”是西方学术界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误读和对中国摇滚音乐历史选择性阅读的结果。西方社会在理解中国问题时，即研究那些拥有古老（antiquity）韵味或者是其文化具有颠覆政权（current regime）意义的部分。颜峻认为“中国摇滚乐”这个概念的提出（在西方社会被提出），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摇滚乐的落后。“因为现在已经很少人这样总体地说音乐，人们更多地使用金属、朋克、独立、实验、地下、迷幻甚至是电子音乐。”（颜峻：《取消摇滚神话》，blog.tianya.cn，2012年5月19日）这种论述在后殖民的叙述中间接地合理化了西方摇滚的霸权论述和东方主义凝视的想象。当然，我们这里急需要从一种更复杂的视角，看到在这些不同的投资和话语之间，政治的、商业的、美学的、民族的、性别的界限的不稳定性，看到彼此的滑动，断裂和联合同时在发生。 

　　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后现代拼贴的摇滚语境中，这种带着倾向性论述的方式本身预设需要从西方意识形态的捆绑中跳出来，更多的成为一种“音乐的”自在形式。生发出属于本土化的音乐文化。 

　　摇滚要从民族之中寻到自己的本根和源头，这不但是摇滚创作的基础，而且是其灵魂所在。摇滚乐的中国特色在哪里呢？我们采集自己古老的民族音乐，保持灵魂的鲜活，创作出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音乐。摇滚乐是先民族的后是世界的，我们的根就在于本土化，民族化。采集民族古老的音乐，保持新鲜的血液和灵魂，从而创立出更有意蕴的音乐文化。对此，斯堪的纳维亚的“异教徒乐队”的成功范例给了我们些许启示。 

　　当众多的音乐人正在从民谣中探寻摇滚的灵感，先锋是否能从民谣中探到归途，还是一个未知神话，但民谣的“小清新”化倾向，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摇滚文化审美的阴柔化趋向，需审慎对待的。所以摒弃摇滚音乐文化的神话，走出浪漫主义的领地，回归现实土壤，回返民族音乐的本根，是持守先锋性的主要条件之一。 

　　当我们面对在消费大潮的冲击下，当摇滚音乐的消费平台还在摸索，中国摇滚还面对着西方“东方主义”的凝视和强势音乐工业的市场瓜分时，当地域摇滚演出市场发展不均的时候，音乐产业发展问题或许也可以成为思考中国摇滚的下一个热点和难题。据此，摇滚音乐产业的发展或许能够给予先锋性的持守的现实性的做出一点回应，并以此回馈受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