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议》，是在我们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历史时刻，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决议》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着重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这就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责任担当，充分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每到重要历史时刻和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党都要回顾历史、总结经验，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历史到底有怎样的作用？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拥有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会让人的内心充盈丰富并勇于向前。通过历史，我们知道我们归属于一个比我们自己更大、更稳定且更长存的群体。我们所属的共同体早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经存在，同时也会在我们死后更长久地活下去，所属群体的长存给予我们一种永恒不朽的承诺，给我们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很多人将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和社会稳定奇迹归之于国运，说什么“中国共产党运气真好”。实际情况是这样么？历史的发展绝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总由当时的客观大趋势决定，这就是必然性。至于某些重大事件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发生、怎样发生，又有着偶然性，必然性总以偶然性作为它的补充和表现形式。我们看到历史事件，以为是偶然发生的，但更要看到偶然背后的必然，不能用偶然性来否认必然性。

　　我们看待和研究问题，要有历史观。所谓历史观，不仅仅是“站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未来看现在”。这话怎么理解？很多青年问题，比如住房、婚恋等等，在很多人看来，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自然解决，所谓青年问题是个伪问题，根本无需处理，只要等着年轻人慢慢变老就可以了。但我们要进一步思考，虽然有人离开青年步入中年，但也有人从少年步入青年，因此，青年问题始终存在，总会对人的一生产生影响。一个人在年轻时，在他最需要得到关心和温暖时，得不到帮助和支持，他对社会的看法是怎样的？他对制度的认识是什么？他成功以后如何来看待这个社会？如何回馈这个社会？又如何去教育自己的下一代呢？以历史观审视，从未来看现在，就要关注青年。

　　青年的状态是未来中国的样貌，站在青年的视角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会有不一样的启示和思考。青年概念的起源与近代国家的形成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青年作用的发挥也与新文明的复兴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每一个崛起的国家都将遇到新文明形成的课题，如果不能妥善处理社会剧烈变革中涌现而出的青年问题，那么，“民族的复兴”就不可能实现。

　　从历史发展来看，传统的瓦解给人类社会带来很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意义感的消失”。生命的意义在工业化时代之前往往不构成问题，因为生命意义自然跟人联系在一起——在劳动者的作坊里，在农民的田野里。一个医生跟农民想的不一样，一个军人跟一个老师的举止也不同。意义不是凭空想出来的，不是逻辑论证出来的，而是被肢体感受到的，通过生存和劳作的直接性感受到。

　　工业化之前的社会结构是相对固态的：一方面，有着相互联系的人一般都从事着共同的职业，拥有共同的技能和经验的同一组织或团体，在这些组织中人们也倾向于用相似的方式去看待世界；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地位通常取决于所从事的职业，人们很少跨越地位发生联系，共同的经历塑造了人们共同的价值观。

　　工业化社会和大机器生产使得传统瓦解，行业转变为职业，职业要求于个人的不再是整个人，而是他在特定岗位上的效用，传统的完结、流动的加快，相伴而生的是个人的原子化。

　　原来人的整个生存，包括他的德性，是跟他的劳动结合在一起，并通过他的劳动跟兴趣——共同体结合在一起。而当传统瓦解，个人不再作为整个人通过他所属的实践传统与社会相联系，他的性情、德性跟他的“效用”隔离开来，“生活的意义”渐渐成为一件主观的事情，而一旦意义成为了主观的事情，就几乎等于没有意义了。

　　我们现在看到西方社会高度原子化所导致的一系列所谓的“后现代问题”就出现了。工业化一方面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也剥夺了劳动者从工作中获得意义感和满足感的权利，将人变成了工厂里面一个“高速运转的自动化机器”，好像一个“安装在大机器上齿轮或螺母”。

　　中国的情况更加复杂，中国用短短70多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国面临的问题，既有所谓的前现代问题，也有现代问题，甚至后现代问题也露出端倪，也就是高度的“时空压缩”。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小康社会”是关于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中国表述。实现小康则意味着中国后小康、后现代社会的来临。由此带来的革命性变革的意义在于：在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历史上，物质财富第一次不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志物。一方面，物质财富越丰富，会激发更大需求，造成相对短缺，形成所谓的“需求陷阱”，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局面，进而累积出社会风险；另一方面，利益多元化、价值多元化、社会群体自我意识上升等趋势将更为突出，如何维持一个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观，无疑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青年作为社会中最活跃的群体，其价值观更是呈现出不同时代的杂糅性和交织性，这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课题组曾将中国青年划分为八类群体。其中，示范性和杠杆性群体，由于物质生活水平超过社会均值，其价值观主要表现为追求个性化的高峰体验，以及去中心化、权威去魅等特征；而原子性和边缘性群体，由于收入低于社会均值，生活保障不完善，其价值观仍以追求物质生活的提高为主。可以预见，不同青年群体价值观念的光谱正在变大，群体间价值观念的通约数将会趋小。

　　那如何应对可能加剧的价值观分化或撕裂？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给我们以启示，并指明前行的道路。我们是最善于总结经验的民族。100年风云变幻，凝结成《决议》中的10条宝贵历史经验，应对之策就蕴含在这十条经验之中，我们要认真学习、反复揣摩，并加以掌握运用。要知道，善于总结经验，并从实践中丰富发展，是我们这个国家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我相信，《决议》是当今社会最大的共识，是党应对挑战最大的智慧，也必将引领一代代青年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行！

　　注：作者为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湾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为作者在2021年12月3日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青团与青年工作高端智库主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