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2月首次提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次年2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将“四个全面”定位于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纳入“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并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丰富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思想内涵。“四个全面”提出一年多以来，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学界对其研究也日益深入，并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本文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背景、内涵、特征、意义、定位、功能、逻辑关系、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回顾、梳理和评述，旨在厘清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展望今后的发展趋势和研究进路。
一、“四个全面”的形成背景
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背景和历程，学术界观点基本一致，但分析角度略有不同。有的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进行分析，有的从其每一个“全面”进行具体梳理，有的还对其形成过程进行阶段性划分。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的基础上形成的。“四个全面”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未来逻辑，立足于深厚历史土壤之中，始终以破解现实难题为导向，密切关注百姓的切身利益，注重从时代变革的潮流中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四个全面”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紧密依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主动回应百姓的需求，并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它坚持了问题导向，是以“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现实依据的。具体而言，这“四个全面”，每一个都有一个逐步提出、日益清晰的过程，每一个“全面”也都是在逐渐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在遵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为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提供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阶段出发，施芝鸿认为，这一战略布局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伟大实践中逐步提出并形成的，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个全面”扩展为“两个全面”；第二个阶段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标志，将“两个全面”进一步扩展为“三个全面”；第三个阶段以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考察调研时第一次将“四个全面”并提为标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最终得以确立。
二、“四个全面”的内涵和特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内涵十分丰富，特色非常鲜明。学者们对其内涵和特征作了深入研究，主要观点如下：
（一）“四个全面”的丰富内涵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论是其战略布局总体，还是其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有着丰富的、深刻的科学内涵。学者们对其内涵的研究可以概括为“总体内涵”、“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和“多元的分析维度”。
四个全面的“总体内涵”。总体而言，“四个全面”最核心的内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它是由“一个目标、三大举措”构成，其中，一个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举措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精神实质或精髓要义是全面系统，推进方式是统筹协调，最终归宿是人民向往。
2.“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学者们深入挖掘每一个“全面”的内涵，充实了“四个全面”的研究维度。田克勤认为，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有必要深入挖掘每一个全面的科学内涵。“小康”是目标；“改革”是动力；“法治”是保障；“治党”是领导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它所覆盖的领域更加全面，所覆盖的人群更加全面，所要达到的水平更高。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内涵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二是改革范围更加全面；三是改革层次向纵向推进；四是要统筹推进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表现为明确的总目标，合理的工作布局，以及法治道路、法治理论和制度体系的有机统一。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表现为内容的全面性、对象的全面性、措施的长期性、推进的综合性等四个方面。可见，其“四个基本维度”具有丰富的内涵。
3.“多元的分析维度”。（1）治国理政的维度。陶文昭认为，要着重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把握“四个全面”的内涵：“四个全面”是治国理政的责任担当，是治国理政的焦点问题，是治国理政的实践总结，是治国理政的科学方略。（2）治理现代化的维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领导人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遵循。（3）中国梦的维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发展之维、动力之维、法治之维、组织之维。其中，“小康”是发展之维，“改革”是动力之维，“法治”是保障之维，“治党”是组织之维。（4）规矩的维度。把握“四个全面”有多重视角、多个维度，“全面”是一个维度，“规矩”也是一个维度。从规矩的维度来看“四个全面”，不难发现，规矩实际是把“四个全面”连接起来的一条内在主线。在一定意义上讲，“四个全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全面”，最本质的要求是“规矩”。全面的背后是规律、规矩，是立规矩、守规矩，是按规律办事、按规矩办事。
（二）“四个全面”的主要特征
“四个全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学术界对其特征作了比较准确的概括，主要观点如下：
1.全面性。“四个全面”，核心在于“全面”。“四个全面”是一个战略目标和三个战略举措的统一体，其本身就是一个全面的系统。颜晓峰认为，“四个全面”的显著特征是全面推进，其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全面性，“四个全面”又将其中每一个“全面”整合为一个整体。袁宏曙进一步指出，“四个全面”具有鲜明的战略性、全面性、根本性、纲领性。
2.继承性和创新性。许耀桐指出，“四个全面”既有继承性，又有创新性，是两种特性的完美结合。从主体上讲，“四个全面”继承和延续了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内容；从创新性上讲，“四个全面”决不是对这四个主体内容的简单重复，而是从“全面”二字上赋予了它们以新的内涵和高度。
3.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目标导向。刘海涛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新特征，即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目标导向。魏礼群认为，“四个全面”的主要特征是明确的目标指向、清晰的战略路径、深远的全局思维、强烈的担当精神。
4.鲜明的理论特征和方法论特色。周培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着鲜明的理论特征，即主题的民族性、立场的人民性、内容的创新性、精神的时代性、思想的思辨性、体系的完整性和意义的实践性。唐志龙阐述了“四个全面”的方法论特色：一是求是性，科学把握本质与规律；二是整体性，内在矛盾的联结与融通；三是实践性，实现中国梦的战略指引。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义
“四个全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然而，有学者对其重要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存在贬低之嫌；有学者将其上升为指导思想，难免有过度溢美之嫌。总体而言，学者们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意义
当前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将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实际上，这种观点缺乏一定的客观性，我们不应该过早的将一种理论上升为指导思想的高度，因为任何一种理论创新都是需要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意义不易过度拔高，理应得到社会各界客观的、理性的对待。学界对“四个全面”理论意义的认识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1.“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飞跃。韩喜平指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李升泉认为，“四个全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创新成果，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国情以及当今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开拓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主要矛盾的新境界，立起了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现中国梦的新航标。
2.“四个全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田克勤指出，“四个全面”对于进一步 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杜黎明认为，“四个全面”坚持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3.“四个全面”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创新。郭金平认为，“四个全面”使得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方略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有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与实践。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小康”是目标，“改革”是发展战略，“法治”是规范战略，“治党”是根本保证。
4.“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四个全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颜晓峰认为，“四个全面”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发展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协调推进中国发展，体现了当代中国全面进步的发展规律；引领中国发展新常态，体现了中国走向新常态的发展规律；塑造中国发展社会主体，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主体规律。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践意义
1.“四个全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遵循。“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创造性地提出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事业的行动纲领，是引领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遵循。寇清杰认为，“四个全面”是中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科学指导。“四个全面”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愿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深入推进和完善的重要战略抓手。
2.“四个全面”开拓了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新境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于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重点和抓手。章传家认为，“四个全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铺平了道路。魏礼群认为，“四个全面”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四个全面”符合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指针。
3.“四个全面”拓展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领域。李升泉认为，“四个全面”开拓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领域、新境界，确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体方略。46李君如认为，“四个全面”提升了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面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增强了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紧迫感。寇清杰认为，“四个全面”是对新形势下怎样发展、怎样改革、怎样治国、怎样从严治党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是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客观规律的阐释。48魏礼群认为，“四个全面”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选择，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
（三）“四个全面”的世界意义
“四个全面”直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难题，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其一，“四个全面”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促进中国梦与世界各国梦想的共享共通，带给世界更多的是和平、发展和机遇；其二，“四个全面”的提出有利于统筹国际大势，有利于让西方全面的认识中国的发展战略；其三，“四个全面”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成功转型，给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提供宝贵的借鉴。章传家认为，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无论是对推进民族复兴还是对促进人类文明，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四个全面”不仅开拓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境界，还开拓了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新境界，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确立了具 有广泛借鉴意义的新范式，使中国样本愈益增添影响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的新魅力。
四、“四个全面”的战略定位
“四个全面”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和改革发展稳定的顶层设计。学术界深刻认识了“四个全面”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战略定位，其代表性观点如下：
（一）“四个全面”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战略布局
胡永琴认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战略布局。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添了新内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和优势。陈金龙认为，“四个全面”进一步诠释了中国道路的内涵、实质和特色，是中国道路不断前行的科学引领。“四个全面”是拓展中国道路、增创中国优势的战略之举。
（二）“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国梦的大战略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中国复兴逻辑为科学定位的，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在实现中国梦的逻辑演进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关键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路径；全面依法治国是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组织依靠。毕京京认为，“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方略，是以缜密的思路谋划民族复兴的大擘画，是以远大抱负勠力实现中国梦的大担当，是在新的起点上把强国兴邦与铸魂固本相统一的重要法宝。石仲泉进一步指出，“四个全面”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招。从战略目标言，“四个全面”能为实现中国梦增强国力、凝聚人心夯实坚固基础；从战略布局言，“四个全面”能为实现中国梦理 顺关系、落实任务打好坚固基础；从战略实施言，“四个全面”能为实现中国梦攻坚克难、找到抓手奠定坚固基础。还有学者指出，“四个全面”是确保民族复兴中国梦得以实现的战略布局。
（三）“四个全面”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
李忠杰认为，“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组成部分，体现了治国理政的大思路、大布局。李君如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怎样治理国家这一根本问题的集中回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四个全面”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韩庆祥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施政纲领，是实现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方略。
（四）“四个全面”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增添了新理念、确立了新目标、提供了新途径，对如何处理执政党、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等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根本性问题给出了科学解答。陈先春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纲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之源，全面依法治国是制度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组织保证。
五、“四个全面”的哲学基础
“四个全面”具有坚实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具有深厚的哲学底蕴和丰富的哲学智慧。学界对“四个全面”哲学基础的研究比较集中，主要围绕其蕴含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矛盾思维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
（一）“四个全面”的哲学底蕴
从认识论角度看，“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是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深化；从目的论角度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核心指向和价值旨归。“四个全面”坚持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深化了对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的认识；坚持社会有机体原理，深化了我们对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的认识；坚持人民创造历史的基本原理，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认识；坚持辩证的历史决定论，深化了我们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四个全面”是历史唯物论的当代运用，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攻任务；“四个全面”是价值观的现实体现，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四个全面”是历史方法论的合理选择，贯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在精神。
（二）“四个全面”的系统论思维
“四个全面”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蕴含深刻的系统论思想，体现了治国理政的整体性、协同性和可行性。“四个全面”具有特定结构、功能和运行系统。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子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子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子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领导子系统，实现了有机统一。颜晓峰认为，“四个全面”本身构成一个严密的系统，全面建成小康是目标系统，“改革”是动力系统，“法治”是治理系统，“治党”是领导系统，后三个系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支撑系统。赵淑光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一个复杂的、艰巨的系统工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控制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是保障系统。
（三）“四个全面”的辩证思维
“四个全面”是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的辩证统一。谭培文认为，“四个全面”体现了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在中国实践的具体统一。曲青山指出，“四个全面”既纵览全局，又把握 重点，在动态的矛盾运动过程中相互转化，达成目标与手段的统一。双传学认为，“四个全面”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现实体现。刘新如认为，“四个全面”是全局性与重点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真理观与价值观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具有深厚的辩证意蕴。
（四）“四个全面”的战略思维
“四个全面”的战略思维，体现了治国方略的丰富智慧。其中，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是“四个全面”中的处于战略地位的宏伟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关键，“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核心。“四个全面”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面，是引领民族复兴的路线图，对于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六、“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做了科学辩证的梳理，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学术界围绕“四个全面”的逻辑关系做了深入阐释，主要对其内在逻辑关系及其所涉及的重大关系进行了剖析和论证。
（一）“四个全面”自身的逻辑关系
韩庆祥指出，“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之间紧密相连，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是“目标 路径保证”三者的有机统一。魏礼群认为，“四个全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一个 逻辑严密的重大战略布局。辛鸣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由一个目标、三大战略举措构成，用个形象的说法，就好比是“三足鼎立”，上面架起了目标，“一体三足”构建起了中国未来美好的蓝图。李升泉认为，“四个全面”具有“总分总”的逻辑结构，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田克勤认为，“四个全面”中每一个全面都相互关联，是整体与局部、全面与重点、目标与手段、长期性与阶段性的有机统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大途径来实现，不管是小康社会的目标设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有序推进，都需要“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在不断提高党治国理政能力的过程中加以调控。
（二）“四个全面”涉及的重大矛盾关系
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重大的矛盾关系。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全面”与这些重大命题之间的矛盾关系而展开，主要观点如下：
1.“四个全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邸乘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根本出发点和主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内在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指南。还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高度把握“四个全面”的关系。对于“四个全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规定、指引和方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言，“四个全面”是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选择和战略抓手，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助推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和实现与否，直接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李文阁认为，要立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来理解“四个全面”，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决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更不是谁超越谁、谁大于谁的关系，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统领之下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脉相承、同质共向的，在理论形态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新成果。还有学者明确指出，“四个全面”是发展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四个全面”与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魏礼群认为，推进“四个全面”，关键是要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统一于全面深化改革中，统一于全面依法治国中，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中。“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深入推进，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出发，必须全面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
3.“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的关系。第一，“四个全面”与“五位一 体”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其中，“四个全面”是贯穿于“五位一体”中的根本、核心和精髓，是实现“五位一体”的战略部署。“四个全面”紧密联系于“五位一体”总布局，并且来自这个总布局。从其内涵的维度 来看，“五位一 体”总体 布局的方向性质和目标任务涵盖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到“四个全面”是实现“五位一体”的内在要求。坚持“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包含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归根到底也都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五位一体”，服务于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它们之间是一种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关系。韩庆祥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实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基本方略，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五位一体”提供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里的“实现目标、强大动力、基本方略和领导核心”，讲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根本和核心。宋福范认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与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既有区别又相联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落到实处，必须从奋斗目标和现实路径两个方面抓好四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工作，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第二，也有学者认为，“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之间的关系目前尚无定论。周明海在比较视野中研究“四个全面”与“五位一体”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两个布局”存在着诸多共通性，交相辉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当代发展，但是，两者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互补关系还是取代关系，目前尚无定论。李忠杰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五位一体”总布局，两者之间到底是从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是互补关系，还是取代关系？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在中央没有明确界定之前，我们可以尝试着做些分析。不管两者之间具有什么关系，这“四个全面”突出了新形势下治党治国最紧迫最关键的任务。
七、“四个全面”的实现路径
如何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好地贯彻实施，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学者们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原则、要求、方法论基础和实现路径作了深入探讨，主要观点如下：
（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学者们一致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需要坚持一定的原则和要求。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坚持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相衔接、坚持改革与法治相协调等基本原则。侯礼文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要树立“三个统一”思想的基本要求，即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相统一、激发活力与保持定力相统一的思想。于永军认为，要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体要求，即把握全面性、基础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在推进发展上，坚持科学统筹；在发展动力上，坚持发挥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在落实绩效上，坚持以提高执政能力为根本；在发展形态上，坚持抓具体抓常态。
（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李君如认为，在推进“四个全面”过程中，要遵守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全面推进，防止片面性，同时坚持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作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来深入推进和落实。郭金平认为，要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以全面的视野、发展的理念、普遍联系的观点更好地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处于核心地位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必须围绕第一个“全面”展开并提供体制动力、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现路径
“四个全面”的落实，必须要有具体的实现 路径。这就要求全党同志具 有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实现路径。
1.全面从严治党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关键所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核心作用。石仲泉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张志芳认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关键性作用。全面从严治党为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提 供了根本政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体现，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保证。
2.全面深化改革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强大动力。郝玉宾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由之路，为其提供强大的驱动力和凝聚力。从整体功能上而言，全面深化改革为“四个全面”的协调推进提供了根本动力；从“四个全面”之间的内在关系来看，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三个全面”推动力量，是协调推进这“三个方面”的必然选择。
3.全面依法治国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法治保障。周瑞玲认为，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与全面深化改革一起，构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大任务和法治保障。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四个全面”提供精神力量。秦宣认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需要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还需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其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做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全面依法治国，也同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全面从严治142党需要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5.构建以“四个全面”为导向的科学政绩考评体系。张浩认为，要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保每个“全面”都真实落地，关键在于以“四个全面”为导向构建一套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这就要求我们构建以民生导向为基础、以改革导向为动力、以法治导向为保障、以党建导向为引领的科学政绩考评体系。这四种导向如车之四轮，同步同向、相互促进、协同配合，共同推动形成一套逻辑严密、有机统一的政绩考评体系，有力确保“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
八、今后的研究难点和研究进路
自2014年12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以来，学者们的对其进了全面系统、深入集中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景、内涵、特征、意义、战略定位、哲学基础、逻辑关系、基本原则、总体要求、实现途径等方面。其研究视角开阔，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治国理政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等多个领域。然而，目前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涉及的一些重大矛盾关系问题的研究比较薄弱，是亟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难点问题，比如怎样厘清“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等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现有文献反馈来看，国外学者对“四个全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意义、内涵、地位作用、相互关系等方面，并且对如何实施“四个全面”给予了密切关注。然而，由于中外国情差异较大，国外学者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解读难免会显得生涩，不够深入。当前国内学界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国际化视野比较研究也较为滞后和欠缺，至今 还未有对国外学界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系统化研究和梳理，这也就很难增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在今后的研究中，仍需要进一步细化和丰富“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理论研究，解决好这一战略布局在贯彻落实中的一系列的重大现实难题。
（作者单位：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