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对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精心引导、热忱关怀，促使更多青年拔尖人才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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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重要会议、重要政策和重要项目中的‘热点词’和‘高频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王云海说。

　　王云海正在进行“中国高校学术人才发展与评价追踪”的调查研究。他和课题组梳理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与青年科技人才相关的政策，调研了全国多所高校的人事人才制度改革方案，并与多名青年科技人才座谈后，感受最强烈的一点是：“加快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和关键抓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人才发展领域特别是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上，实施的一系列深刻而全面的改革措施，不仅打破了传统人才评价体系的束缚，还为青年科技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科技创新发展的生力军

　　鲁伯埙决定，给自己的研究工作“上点难度”。

　　12年前他离开工作了3年的药企，进入复旦大学，成为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进行遗传性神经退行疾病方向的研究。

　　“我以前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对致病蛋白干预策略的创新。但我现在想尝试挑战破解神经元如何逃逸甚至逆转死亡的机制，去寻找新的路径，挑战那些并没有十足把握短期出成果的项目。”鲁伯埙说。

　　如果说，他曾经的方向是一条一定能爬上山顶的路，那现在他要进行的就是一场冒险。而给了鲁伯埙这种底气的，是复旦大学一项深化人才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举措。

　　去年11月，复旦大学在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相辉研究院，设置“相辉学者”学术岗位，提供长期稳定经费支持，实行经费总额包干制、免考核机制，让甘坐“冷板凳”、具有优秀研究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有稳定的支持和宽松的发展环境，实现基础研究从“0”到“1”的重大原创性突破。

　　目前，已有8位优秀人才受聘为复旦“相辉学者”，40岁出头的鲁伯埙是其中之一。

　　去年8月，科技部负责同志在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的出台背景时介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生力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青年科技人才规模快速增长，源源不断充实科技人才队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20）》统计，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中39岁以下人群约占四分之三，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科研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

　　为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参与科技决策，《若干措施》提出针对性举措，包括扩大科技评审专家库中青年科技人才的规模、增加评审专家组成中青年科技人才的比例、推动各类学术组织吸纳更多青年科技人才。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王齐华介绍，该所2023年立项的中国科学院基础与交叉前沿科研先导专项中，45岁及以下项目负责人占75%，40岁及以下课题负责人占78%。自2020年起，该所每年投入500余万元，面向35岁以下青年人才自主部署青年联盟合作基金项目，至今已部署43项科研项目支持百余名青年人才开展研究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西部地区的科研单位，兰州化物所自2022年起，设立“全额资助特别研究助理”计划，加大从全球范围遴选优秀博士的力度，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后备队伍建设。

　　在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变革之下，不仅科研项目的运作效率得到显著提升，科研人员的个人体验与成长路径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所研究员麻拴红的成长轨迹格外鲜明。他刚进入研究所的时候性格比较内向，埋头做科研，不善言辞。

　　“科研工作毕竟是要进行交流的。”当时麻拴红所在实验室的领导就鼓励他走出去，多与同行交流，并在一些重要的学术会议上，让这名比较年轻的科研人员作报告。

　　麻拴红切身体会到，近几年来，研究所越来越重视青年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引进、培养和支持的力度也越来越大。今年36岁的他已是中国科学院基础与交叉前沿科研先导专项项目负责人。

　　相辉研究院首任院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院长赵东元，他在202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赵东元曾提到，相辉研究院成立的初衷是把有潜力的科学家聚集在一起，“给他们创造自由探索、为科学而科学的宽松环境，抛开功利去做纯粹的科学”。

　　据了解，在促进学术交流和融合方面，相辉研究院着力建立开放活跃的学术开放交流机制，通过经常性、专业性、高质量的学术沙龙、小型研讨、讲座报告，充分促进学术交流。

　　这也是鲁伯埙最看重的：个性化支持、跨学科合作，以及与杰出学者的交流，“这些对科研成长都很重要”。

　　科技部负责同志在介绍《若干措施》时提供了一组数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青年科技人才规模快速增长。2012年至2021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量由416.7万人增至858.1万人，年均增长7.67%。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研人员中，45岁以下占比达80%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者成果完成人的平均年龄已低于45岁。北斗导航、探月探火等重大战略科技任务的许多项目团队平均年龄都在30多岁。在人工智能、信息通信等新兴产业领域，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力。

　　“从中央到地方，从制度到行动”

　　这10年，人才评价制度改革一直在推进，尤其是与青年科技人才相关的评价与培养制度改革，更是逐渐清晰：

　　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里提到，要促进青年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建立健全对青年人才普惠性支持措施。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鼓励设立青年专项，探索建立优秀青年人才举荐制度；适当延长基础研究人才、青年人才等评价考核周期，鼓励持续研究和长期积累等。

　　2022年，科技部等部门印发《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案》，提出探索由一线科学家举荐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要科研岗位、承担“从0到1”基础研究任务的机制。这一年，科技部等5部门还专门组织开展减轻青年研究员负担专项行动，通过务实举措把减负要求落到实处。

　　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若干措施》，更是涉及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和使用的方方面面，涵盖青年科技人才关心的主要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制度到行动，都在为青年科技人才发展保驾护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研究员秦冠英说。作为课题组成员，他与课题组负责人王云海在调研多所高校后，对此深有感触。

　　不少地方同样在构建青年科技人才激励机制上倾注了大量心血，致力培养并激励具有潜力的青年，为科技创新注入新鲜血液。

　　重庆市科技局政策法规处一级主任科员白乙涵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2023年，重庆市制定实施完善科技激励机制的若干措施，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发展，当前，市级重大（重点）科技计划参研人员中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占比已达67%，其中27.73%是40岁（含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担任主要负责人。

　　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少青年科技人才所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将对他们的扶持化作一项项具体的行动。

　　从支持独立研究转向支持团队合作，10年来，浙江大学基础交叉研究院（筹）常务副院长、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唐睿康经历了学校在青年科技人才扶持政策方面的一系列变化。

　　如今，浙江大学不仅有“启真计划”专门支持青年科技人才，还启动了科技创新团队2.0建设计划，突出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学科创新融合，形成覆盖重点领域、支撑创新发展的团队布局。团队遴选的基本要求中提到，团队成员中40周岁以下青年人才比例不低于50%

　　唐睿康也从曾经的青年科技人才项目受益人，成为如今浙大最新科技创新团队2.0的负责人。对当年的这笔项目经费支持，他特别感慨：“用少量经费但长期稳定的资助机制，构建科研生态的新土壤，可以让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种子都有机会发芽。”

　　唐睿康和当年同批获得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支持的另外两位同事，甘坐多年的“冷板凳”，2019年至2020年间，各自在科研上取得突破，在国际期刊《Nature》《Science》上陆续发表论文。

　　“青年科技人才的高质量发展是教育科技人才强国一体推进的关键所在，是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王云海说。

　　逐渐与“帽子”“量化”脱钩，更重未来潜力

　　清华大学能源动力与工程系助理教授隋然的研究方向是催化燃烧化学反应动力学，2022年8月入职，他正好赶上清华大学科技人才评价改革。

　　这次改革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术性和荣誉性，全面梳理学校各项人才规定和政策，在启动经费、住房分配等工作中不唯“帽子”，与人才称号脱钩。在教师学术评价标准中，完全取消了量化指标导向。

　　“对我们这些不到40岁的青年教师来讲，一方面赋予了更多的权限，给了更多的职责和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更有动力，鞭策我们不断进步。”隋然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科技部负责同志在解读《若干措施》时提到，要注重构建促进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工作机制；建立和完善青年科技人才评价机制，提升自主评价能力。

　　《若干措施》还专门出台了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的“硬举措”，在青年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方面，明确要求不把论文数量和人才称号作为机构评价指标，避免层层分解为青年科技人才的考核评价指标。

　　由此，越来越多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尝试在人才评价体系方面进行改革与探索，逐步构建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让更多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

　　“青年科技人才属于高度专业化的学术职业人才，深化学术人才评价改革机制，探索创新学术人才评价模式，是加快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的关键问题。”王云海说。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王萌就是人才评价体系改革的受益者。学校构建了五大体系，明确不同队伍的目标定位、岗位特点，实施分类管理。

　　得益于分类评价、多元评价的方式，在本科人才培养，特别是教学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成为王萌的加分项，2019年，他破格晋升教授。

　　改革人才机制是为了打破束缚，构建更加开放、包容、高效的创新生态。对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姜文而言，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6年长周期考核等一系列新的评价方式。

　　西安电子科大于2019年正式设立“华山学者计划”，专门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学校将破“五唯”和立“新规”并重，探索评价新范式，制定了灵活的岗位职责和任务，执行年薪制；施行6年长周期考核，将人才引育和团队建设作为岗位核心，弱化科研经费、论文、专利等绩效考核。

　　在他看来，这相当于把基于短期成绩的考核，改为基于未来潜力的评价，给青年科技人才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锚定“四个面向”，能够在冷板凳上坐得更加“平心静气”。

　　姜文去年被遴选为学校的华山学者领军教授。从十几年前“加入团队”，到如今“自己带团队”，姜文的身份悄然改变，从被支持的青年科技人才到团队带头人，正肩负起更多“传帮带”的责任。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时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投入正在逐渐显现成效，不论是高校、科研院所还是青年人才自身，都从这些发展举措中受益。”王云海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渺 张茜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