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建明（右）和志愿者父子在一起。

　　上海古北社区的外籍志愿者。

　　为外援医疗物资箱贴上五星红旗。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现在，我站在黄浦江边的浦东大地上。

　　在我的身后，是摩天大厦林立的陆家嘴国际金融区：632米高的上海中心、金碧辉煌的金茂大厦和高耸入云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及伸展着美丽“小蛮腰”的东方明珠，将黄浦江东岸衬托得美轮美奂。

　　我知道，再过几天，就是当年邓小平所说的“手中王牌”——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纪念日（4月18日）。对一个青年来说，“三十而立”是件值得骄傲的事。然而对一个城市来说，“三十而立”，谈何容易！可是，大上海骄傲地告诉世人：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浦东真正做到了“三十而立”……

　　这让我想起了30年前上海人都知道的“八百壮士过浦江”的传奇：那个时候，为了响应浦东开发开放，上海从各单位征召了800位立志为浦东这片热土干上一番惊天动地事业的干部、技术人员和普通群众。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有近三分之一的人甚至刚刚从校门走出来。他们成功了！他们用热血与汗水，让一片曾经的水稻田和江边滩地，成为世界瞩目的现代化国际金融中心和美不胜收的大都市。

　　现在，我往前看，是中国最大的空中走廊——浦东国际机场。这个每年平均接待旅客近5000万人次的大机场，今天竟然成了我国防控境外疫情的最前线和主战场。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抗疫烽火四起，每天都有数个、数十个境外病例出现的国门口，如今有数以万计的抗疫“青年近卫军”，在为14亿人民的安危而死守祖国的空中大门。在这批穿着白色盔甲的青年勇士中，有许多人的父辈，就是当年建设浦东的“八百壮士”中的人物。

　　今天、此刻，我在浦东机场上，又一次看到了这样的勇士和壮士。

　　停机坪上，转眼的工夫，降下数架从重点疫情国飞来的客机，近千名旅客已在机舱内等待出关前的检疫。而驻守在机场的海关检疫人员再一次紧张起来，因为搭乘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其中不少还是多次转机才到达浦东目的地的入境者，他们皆已疲倦不堪。这些天里，飞机落地时，就有老人在机舱内休克，也有五六岁的孩子连哭的力气都没了，甚至还有妇女一下飞机就大出血……

　　“你们必须在两小时内完成已经降落的4个航班的登机检疫……人员不够？那就把准备下班的队伍再拉上来！五六个小时没休息，有的上了年纪的检疫队员吃不消了？那这样吧：我命令你，现在立即抽调三到四支队伍的青年检疫人员马上投入登机战斗，并且必须在晚上七点前完成检疫。你问为什么不多给点时间？告诉你吧：如果有时间我就不会直接命令你了！明白吗？7点以后，还有从德国、美国等地来的数架次航班要停港……所以，你们必须立即组织青年检疫队员再去冲锋决战！”具体负责机场检疫指挥与调度的机场海关副关长王智峰这天有些急了。他的额上满是汗滴，因为机场每积压一个航班，机舱内的某一个发热患者或隐性患者就可能会传染十个或更多的人。

　　时间就是生命，机场就是战场，自疫情发生以来的每一天，浦东机场皆是如此。而3月初以来的境外疫情，更是让浦东机场这扇国门风雨飘摇、危情频出。“全国人民每天都盯着我们这儿，我不让他们拼不行啊！”王智峰一边抹去额头的汗水，一边又操起电话开始新一场的指挥与调度……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架架飞机舱口与连廊相接的走道上，一组又一组身穿沉重防护服的海关检疫青年队员们，跑步登上飞机，开始又一场紧张而有序的对所有入境者的检疫与查询。

　　“你今天上了几趟飞机了？”

　　“有五六趟了吧！”

　　“没有休息过？”

　　“咋休息？穿了那么厚的防护服……”

　　“不喝不尿？”

　　“咋喝咋尿？”

　　“你……裤裆受得了吗？”

　　“受不了也得受啊！”小伙子回答得很直接。旁边的一位检疫员不好意思地示意他：“快走吧！别磨蹭了！”

　　“不好意思，还有一班登机检疫任务……”小伙子步履艰难地朝机舱方向挪动着。海关同志悄悄告诉我：“估计他的尿不湿湿透了！”

　　“没办法，人手不够呀！开始我们依靠机场自己的海关人员组成了17支青年突击检疫队。3月以来，境外检疫任务一天比一天重，现在整个机场的检疫突击队已经超过30多支，基本上清一色的年轻人。”上海海关关长高融昆说，“不靠青年人不行啊，上岗的人全都得连续作战，一上岗就是十几个小时。你想想，一件防护服有效时间为4小时，可我们的检疫突击队员一般都要干满十来个小时，这中间是滴水不沾、粒米不进，也不能上厕所。这是一个上岗班次的基本任务。有的航班，一组队员上机检疫，得花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也有……”

　　“为啥这么长时间？”

　　“入境者的情况复杂呀！我们要对每一个人前14天的行动轨迹作详细调查，了解清楚，而且必须做到不漏一个细节，这样登机上舱内的检疫队员的工作量就非常繁重。这要不是我们这些可爱的青年队员用身体的本钱挡着、顶着，能守得住这国门吗？”这些天，高关长每每讲起他的队员们，总会哽咽起来。

　　而我知道，这仅仅是守卫国门的第一道关口。

　　“出关”是第二道关口。这里又是入境者最为密集和程序最为繁琐之地。除了同样必须的防疫检查和“何地来”“去何处”“中途是否转机”等调查询问之外，还要按人分流，引入上海防控的“闭环”通道。因此，这里的一千位入境者，就会生出一万个问题来。尤其是外籍入境者，简单的一个问题，就可能耽误半小时、一个小时。

　　怎么回事？语言不通呵！

　　“立即启用支援机场和各社区、定点隔离地方的外语志愿者！”市区县团委和志愿者服务中心，全力开动。两天之内，两万多名青年志愿者报名参战。他们告别父母和恋人，舍去自己的“宅”生活，穿上防护“盔甲”，甚至连多吃一碗方便面、画一下眉的时间都没顾上，便来到机场、集中隔离点，或者社区的抗疫前线。

　　外办系统的翻译马荃，负责日本方向来的客人。许多在上海工作的日企驻沪友人，他们回来都是为了公司的业务，有人绕道数国才抵达上海，旅途艰难；也有的是远嫁日本却多年未回的老上海人。许多人从疫情重点国仓促辗转才到浦东机场，难免心存疑虑。

　　“欢迎回家！”“到了就好！”马荃见了这些日籍入境者，第一个动作就是毕恭毕敬地弯下腰，说着这样一句句暖心的话，“我看到许多人一听这就热泪盈眶”。

　　“这样的话一天你要说多少遍呢？”

　　“至少500遍吧！”马荃的嗓子已经沙哑，但他仍然精神飒爽、满腔热情地对日籍客人说着“欢迎回家”“到了就好”。

　　外贸系统的阿拉伯语翻译娟娟——她喜欢别人这样称呼自己，因为她到机场的任务是协助那些正在办理入关手续的带孩子的客人们，看管他们的小宝贝。

　　千万不要以为这活轻松。

　　“有一天从伊朗来的一家人带了4个孩子，最大的也就十来岁！这回好，我就成了临时‘孩子王’，那个折腾劲儿，好像比我整个童年玩得还奇葩得多哟！”娟娟说，“其实当‘孩子王’很累，尤其是在机场，你还要时刻保护好他们不受意外传染……”

　　听完这样的“奇葩”故事，你想笑又似乎笑不出来。娟娟说，有一天她与另一位姑娘在入关口哄着3个孩子，结果阴差阳错，两个入境的外籍家庭领错了孩子，把娟娟和同事急得满航站楼寻找。等到两家的孩子“物归原主”时，娟娟她们累得坐在地上半阵子没起得来。

　　“这、这也叫战斗？”

　　“这叫‘战疫铁人赛’！”姑娘们自个儿笑得前俯后仰。

　　边检指挥中心内的民警小沈姑娘，是最近才加入到“守国门”的防控大军之中的。或许因为她在原来的单位就是个有名的“学霸”，所以现在她被安排支援边检的核心团队——入境人员审查队。人称“最强大脑”的审查队，负责整个入境人员的情报分析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排查风险、防控那些隐性危险传染源的特殊战斗岗位。

　　“一天要排查多少条线索和信息？”

　　“至少上万条吧！每一条都必须清晰，经核对没有差错后一一归零，否则就可能是一个风险口……”小沈说，有一天，她和同事对当日近4万条的入境旅客信息进行全量筛查时，无意间发现有一名旅客隶属于一个19人的旅行团，而这个旅行团有经过疫情重点地区转机和停留的记录。“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一方面传令登机的检疫防控人员‘逮’住这位入境者，进行核实；同时迅速对他入境后所要去的地方布置相应的防护提醒及保证措施。漏掉一个细节，就可能造成极大隐患。我的岗位丝毫不能有半点马虎！”

　　那张青春的脸上洋溢着严肃而又骄傲的光芒。

　　以前我们并不知道，其实在此次战“疫”中有一支特别行动队，他们的名字叫“医学流行性传染病调查队”，简称“流调队”。其工作任务就是要在第一时间内“逮”住“毒源”、切断“毒根”，因此也有人称他们是“神秘的猎毒者”。

　　“流调队”的工作确实非同寻常，且必须争分夺秒。

　　3月27日一上班，我就来到上海市疾病防控中心的“流调”队部。接待我的是另一个小伙子，因为我比预约时间早到了十几分钟。“不好意思，昨晚一宿没睡，我在赶个‘报告’……”小伙子放下才咬了一口的面包，给我搬椅子坐。

　　“又是执行紧急任务去了？”

　　“是。昨夜快十点了，突然接到浦东那边来电，说有一个外籍入境者确诊了，我就‘接单’去了。结果发现那人是西班牙的，我不懂西班牙语，所以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搞完现场流调已经快两点了。然后回来就要赶报告，我们必须在两小时内把每一个确诊者和疑似者前14天内的所有行动轨迹，形成完整报告公布到全国传染病信息网络上，所以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完成。我现在正在写的是正式报告，也得在流调之后的24小时内递交给市卫健委……”

　　正在此时，我预约的采访对象，为上海抗疫整个战役立下汗马功劳的流调队“头儿”潘浩来到办公室。从他口中我才知道，这支为全上海2400多万市民“守大坝”的流调队员，主力队员几乎都是80后、90后的青年。“我们这儿最小的是1995年出生的。”潘浩说着，就从旁边的几个办公室叫来4名年轻队员，其中一个是女孩子。

　　“俞晓你先跟何老师说说。”潘浩对女孩说。颇有几分泼辣的俞晓随即对我说，像她这样28岁的年龄，在流调队中算“老兵”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以前也没有遇到过像这一回这般严重的疫情。我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1月18日，也是上海确诊的第二例病例。头一回我是跟着潘主任一起去的，明显主任是想让我练胆的。第二天我再想让主任或其他老同事带我的时候，就根本不可能了，因为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整个城市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就像火山爆发，我们所有流调队员个个都开足马力，仍然忙不过来。”俞晓说到这儿，长叹了一声，“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讲惊心动魄点的事！”潘浩在一旁督促她说。

　　“这不正讲到第二例确诊者的事嘛！”俞晓接着说，“第二天，他——林声接的那个确诊者，竟然在流调时发现跟我接手的这一例有交结……”俞晓指指坐在她身边的小伙子继续说道。

　　“我流调的那例病人与俞姐手头的那例是一个单位的。”95后的林声补充了一句。

　　“这就说明我流调的第二例确诊者，并没有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轨迹如实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任务是：搞清楚每一例病人是怎么发病的，跟谁有过接触，这是切断传染的关键所在！”

　　“怎么办呢？”我已经感到紧张了。

　　“我们调查每个病例都如同破案！像这样的病例，接下去就是考验我们队员的能力和责任心了。”潘浩插话道，“我感到骄傲的是，我的队员们虽年轻，但干活老练、精到，是真正的猎毒者！你别看她小女子一个，她下面的工作，一下把一个极其危险和重要的毒源给堵住和切断了根！”

　　“当时我心头真的一惊，因为如果不把第二例确诊者在单位的行动轨迹弄清楚，有可能就会形成影响全市的一大毒源！于是我立即联系了此人的单位领导和所在区的防控人员，汇集到现场，细细复盘了第二例确诊者两次来到单位工作的所有行动轨迹，同时作出周密分析，并迅速向该单位提出建议：凡有可能与此人有密切接触的人全部实施医学观察。这个单位领导也非常配合，马上通知相关人员进行隔离，并要求单位全体职工每天进行体温检测，结果后来排查出了两例确诊者……”俞晓接着道。

　　“俞晓的这一行动，听起来可能就是截获了两例确诊病例，但如果当时她没有及时去追踪和斩断这个毒源，恐怕再晚几天，这个有单位有可能成为全上海一个十分可怕的传染源，后果不堪设想！”潘浩用满意的眼光表扬了一下自己的女弟子。

　　“我这几个师弟比我厉害多了！”俞晓不好意思地指指身边的几个小伙子。

　　在我的要求下，第一个与我见面的叫韩若冰的小伙子终于开腔了。他见怪不怪地说：“我们干这一行的，就得冲在疫情的最前面！我们要是迟缓一分钟，病毒就可能比我们更快地传染给一片人。我们如果行动稳准狠一点，病毒它再猖狂也得绕着弯走！所以我们的工作影响和决定着整个疫情的发展脉络，绝不能有半点犹豫，更不能有一丝退缩和马虎……”

　　“你别看他名字叫‘若冰’，可他的心每天都在燃烧。”潘浩又开始表扬了，“他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疫情就暴发了，妻子又回了老家湖南而一下无法返回上海，小孩全靠若冰父母帮着带。从1月15日投入战斗到现在，你回家过几次？”

　　“一次。”韩若冰低着头说。

　　“对的。可你接了多少单子？”潘浩说的“单子”，就是每个病例流调的任务。

　　韩若冰摇摇头：“数不清。”

　　“确实都数不清了！”几位队员都在摇头，纷纷说，“我们现在脑子里只记得‘昨天’‘今天’和‘明天’，连几月几日都不知道了……”“我只记得几号病人、几号疑似，其他啥都不记得了……”

　　潘浩给我总结了一下：“到3月27日为止，全上海在此次疫情中确诊病例为300多例，疑似病例近4000例　，这两个数字对我们流调队员来说，它们的后面是乘十倍、百倍的工作量。我们全市这次投入流调的队员约2000多人，可以骄傲地说，没有这支特殊的青年战斗队员，就不可能有上海今天这样的战疫大胜利。我们的队员有时为了调查清楚一个病人的一条行动轨迹，可能要打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电话。现场察看和复盘都必须亲自到场、反复核实，这才可能把各种蛛丝马迹的可疑情况全部摸清。”

　　疫情“猎毒者”，可敬可畏，赤胆忠心！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那些冒着硝烟的战场前线——

　　束传江是黄浦区检察院的一名90后干警，他是第一批报名到机场援助的队员。“守国门我感觉很光荣。”束传江开始以为这工作无非是个“临时导游”一样的角色，“哪知道真去了才体会到守好国门的防疫战斗，实际上时时惊心、步步动魄……”

　　“3月6日是我在机场顶岗的第一天。按照流程，入境人员经过前几道检验检疫程序后，护照上会被贴上不同颜色的标签。其中，黄色代表需要居家隔离观察，红色代表需要去隔离点集中隔离。而我的职责，就是跟车将以上两类入境人员送往目的地。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我接触到的都是高风险人群，所以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上了防护服，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从早上8点半上岗到晚上8点半下班，一穿就是12个小时，真是闷得我透不过气来。”束传江说。

　　“我的第一趟行程是将3名旅客送往两处地方。一对来自意大利经转德国航班飞抵上海的中国籍母子，一名从日本回来的旅客，除了我全程随车外，另有公安民警驾驶警车随后，将其送至各自居住的小区门口，交由所属街道居委会人员进行登记后再居家隔离。4个小时后，我回到了机场，接待点已经积压了很多旅客。第二趟一共要送9人，有从国外回来的一家5口，还有日本人、韩国人。天色已晚，旅客们归心似箭，我的电话也不断响起，每个街道都希望我先把住他们那里的人送到。中间不停地有人打电话来，你都得回答清楚，否则中间出一个小差错，那整个闭环防控就可能出现漏洞……当最后一个旅客成功交接，已是晚上9点。脱下防护服的那一刻，我简直有些发瘫的感觉，可转头一想，精神又来了！你问为什么？不复杂：现在全国人民把守国门的大事交给了我们，作为一名青年，就要责无旁贷地把国门守牢，这是青春使然。这么高强度的工作，我们不干谁干？”

　　张晓燕是3月16日下午1点多被奉贤区派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名年轻护士，“外来妹”张晓燕对自己能够加入上海的防控战斗队伍，特别激动。

　　与她一起参战的另一只“燕子”朱真燕，是张晓燕的好姐妹。双飞的“燕子”在接受了不到一天的消毒与采样等内容的培训后，次日下午15时58分，一辆120救护车便将张晓燕和朱真燕拉到了定点隔离酒店。

　　“现在有一名密切接触者，需要你们马上对他进行采样检测！”天，张晓燕心头一惊：还未落定脚跟，任务就来了呀！“新冠病毒”原来就这么近！

　　“走吧！”张晓燕叫上队友朱真燕，俩人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颇有些胆怯地敲响了1008号的房门。啊，是位比自己还要年轻的留英学生。

　　“请你配合一下，我们来进行采样检测……”朱晓燕道，不由屏住了呼吸。

　　“为什么还要采样？是我同机的人有确诊者？我有没有危险呀？你们可要帮帮我……”留学生突然紧张起来，烦躁地在屋子里走动。

　　张晓燕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头脑“嗡”地一声。但她很快恢复神情，耐心地向这位留学生解释一个又一个“为什么”，并告诉他：回国了，就等于是回家了，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

　　小伙子看着两位天使般的“姐姐”，终于平静了下来。

　　采样顺利结束。“可就这半个多小时，我跟真燕从那房间出来时，整个身子全湿透了……紧张的呀！”张晓燕笑谈自己的“初战”。如今的她，已经在入境者的隔离点连续工作了十余天，俨然成为一名守护国门的“老兵”。

　　浦东新区的任务现在最重，从3月初之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这一个区光接收入境的隔离者就达8000多人，如今已抽调青年突击队员多达数千人，累计400多支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6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他们奋战在援助机场的战斗中。

　　突然有一天，机场里那些入境者们拖着疲倦的身体走出海关口时，被眼前一群身披雷神、超人和小猪佩奇等励志表情包的“白衣战士”们各种精彩的即兴表演吸引住，顿时感觉紧张的心情放松许多，甚至纷纷过来与这些“表情包”合影……原来，这也是浦东青年志愿者们为入境者专门设计的“减压”妙招。“别看一次上场三五个小时，那感觉好像把一生的汗水都流光了似的……”小伙子们一边脱着防护服，一边感叹。

　　团委的干部告诉我，这仅仅是全区青年参加抗疫战斗的一个缩影。“浦东是上海人口最多的一个区，既有国际金融中心，又有国际机场，同时还有自贸区、科技园区等，所以是上海防控前线中的‘风口’，任务极其艰巨。我们这儿的真正的战斗，其实是在社区和一个个‘园区’。这里是疫情防控的‘最后一站’，需要大量的‘守门人’……当我们把防控的战斗号令在青年中发布后，立即有一万多人报了名，其中很多是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确实如此，在社区采访时，我遇见过许多春节回家的大学生，他们自愿当起了“保卫家园”的抗疫战士。

　　在“南苑小区”的出入口，居民们突然发现有个穿红马甲的大学生志愿者，常常不分昼夜地在门口为大家测温、登记信息……于是一些伯伯婶婶便关切地问小伙子：“孩子你累不累啊？一个人不好24个小时连轴转的呀！”

　　“伯伯婶婶误会了！晚上值班的是我哥哥，我值白班，我们是双胞胎，轮流倒班……”在昆明理工大学上学的弟弟胡沅锦把“真相”告诉了居民，也一下让这个“美丽误会”在小区里传开了。胡沅锦和在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上学的哥哥胡沅铮，如今成了这个小区的“红人”。

　　朱蓉所在的岗位和那些穿着白色防护服或红马甲的青年相比，看不出战“疫”的硝烟味。她依然穿着平时的工作服，干着几乎没有人看得到的活儿，然而她的工作又非同寻常。只要瞧一瞧她身边那么多大卡车来来往往，就会知道朱蓉的战场有多紧张和繁重。

　　“我们是卫健委系统的对外援助基地。每天干的活，就是把一箱箱医疗物资包装好，然后贴上我们的国旗，再把它们发送到世界各个疫情严重的国家……”朱蓉一边低头干着她手中的活，一边回答我的问题。

　　在她身前身后，是堆积如山的一箱箱从全市各个区县和几十个部门汇集过来的医疗物资。这些箱子都需要经她之手重新包装，并端端正正地贴上一张粘胶的五星红旗图案。

　　“从春节到现在，我们这里就没有停过活，而且货物一天比一天成倍增加，进仓和出库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境外的疫情吃紧得很，我们现在天天加班加点还来不及……累？累是肯定的，可我们再怎么着，也最多是累一点，人家疫情重灾区，时间真的就是生命。如果我们的援助物资早一点到他们手里，那个地方的疫情控制就可能会好得多！把外面的疫情控制好了，我们不也安全了嘛！”朱蓉直起腰时，额上全是汗水。

　　“我这不也是另一种战场嘛！”朱蓉颇为骄傲地拿起一面鲜红的国旗图案，将它认认真真地贴在箱子上，“每贴一张我们的国旗图案时，我内心就有一种神圣感，它让我感觉自己在代表国家做善事、积大德……”

　　“每天你要打包多少物资、贴多少面五星红旗呀？”我问。

　　“没数过，但我们的过关单子上应该有记录。”朱蓉告诉我，春节以来，从她这儿发往境外的抗疫援助医疗物资已经送达50多个国家。“多给一个疫情危急的国家发一份援助物资，就等于我们家门口的疫情危险就少了一分。我感觉自己的工作跟守在国门的防疫突击队员的工作一样神圣和重要。”

　　朱蓉说得对。在今天的上海，为了阻击来自境外的疫情，每一个相关战线上的青年“近卫军”相加，至少达百万人之多。他们正以自己的青春热血，为祖国谱写着一曲曲抗疫的高亢战歌——

　　向前去，迎接黎明，

　　同志们，去斗争！

　　我们用枪弹和刺刀

　　去开辟新前程。

　　青春的大旗高举起，

　　勇敢地迈步向前进！

　　……

　　同志们，到这儿来吧，

　　在同一旗帜下，

　　让我们同来建设

　　劳动的新国家。

　　劳动做世界主人翁，

　　全世界人民把手拉。

　　呵，我在美丽的黄浦江边，仿佛又听到了这激越的《青年近卫军之歌》……

　　2020年3月27日于上海　

　　（作者系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