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20日上海出现第一例输入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至今，乔鹏和小伙伴们几乎没休息过一天。

　　乔鹏是上海杨浦疾控应急青年突击队的一员，这支由75名80后、90后年轻人组成的队伍，在过去近两个月里，令很多人刮目相看，包括曾经觉得这群年轻人“有些散漫”的杨浦区疾控中心副主任韩雪。

　　“公众感觉到防控局势紧张大约是在春节前后，但我们早在1月初就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韩雪记得，有一次乔鹏已连续工作了近20个小时，又出现在某个新冠病毒疑似病例的发现点，这着实吓了她一跳，“好多年轻人都这样，没日没夜、不眠不休地工作，真没想到他们这次这么靠谱”。

　　“医院、医生负责救治确诊病人，疾控部门则尽可能地控制每一个病例的传播。”韩雪说，医院更多地承担“消化存量”的工作，而疾控则主要“控制增量”。

　　“控制增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几乎要求工作人员做到“没日没夜”。

　　乔鹏还记得自己“跨年”的工作状态。1月20日，他被抽调到上海市疾控中心，负责对上海第一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他当天13点多接受培训上岗，17点开始询问病人的行动轨迹、接触人群等情况，23点回家撰写流行病学调查报告，1月21日凌晨1点多完成报告，凌晨2点多赶到上海郊区奉贤，对第二例病例进行调查，清晨6点回家，8点完成报告，10点开始向各级、各部门领导汇报调查情况。此后每天，他几乎都在做流调，或者在去做流调的路上。

　　除夕夜里，他22点半完成一份流调报告，夜里两点又紧急起床，去对另一个新发现病例进行流调。

　　杨浦疾控应急青年突击队队长徐文倩告诉记者，这次疫情，是这支成立于2015年的青年突击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实战”。这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青年队伍，过去主要通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培训和演练来保持应对突发事件的状态和处置能力。他们还会做一些科普宣传，如去幼儿园给小朋友讲讲疫苗、去爱心暑托班讲课等。他们的“疫问医答”品牌过去并没有多少关注度，最近却凭借一条“教你正确佩戴口罩”的视频，火了一把。

　　“疾控系统过去一直在幕后，没什么人关注。”韩雪告诉记者，疾控除了承担日常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外，还要负责慢性病管理、水质监测、劳动场所卫生、教育场所卫生、有毒有害气体监测等工作，但以上这些工作，在没有重大事件的情况下，几乎不被关注。

　　这次疫情中，杨浦疾控中心突击队的75名青年被分进了流调组、采样组、检测组和消毒组四个大组。他们的工作流程是：地方上报一个确诊或者疑似病例，流调组第一时间抵达，对患者进行问询，并出具包含其发病前14天内的活动情况、密切接触者的报告；采样组与流调组同时抵达上报病例的医院，指导医护人员采样，并把样本安全带回疾控中心；检测组则要对病毒进行分析、做核酸检测；消毒组先行对发现病例的医院和病例居住环境进行全面消毒，再根据确诊病例的流调报告，对其活动过的所有场所进行消毒。

　　“控制增量”工作量巨大，耗时、耗力。以流调为例，乔鹏几乎每次都会遇到“说不清自己干了啥”的人，有的人是刻意隐瞒，有的人是真的想不起来。这种时候，疾控流调人员与患者的对话就会极为漫长、琐碎。“从每天早上起床开始谈，把每一天、什么时间、干了什么全部要聊清楚、聊透彻。”

　　通常情况下，为了保证流调人员的安全，流调人员与患者一般通过电话或者视频对话。但有时候，因为病人不配合，流调人员不得不穿上二级防护装备，与患者面谈。

　　曾有一名老人从湖北来沪照顾得肺结核的儿子，医护人员多次与其沟通后，他仍拒绝手机开机，拒绝与流调人员接触。乔鹏和同事不得不去病房与他面谈。

　　“（这名老人）担心医疗费用、担心儿子没人管、担心被老婆知道自己得病。”乔鹏说，与他谈话前，流调团队至少为其进行了三四十分钟的心理建设。此后的谈话，具体到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坐了几路公交车、坐在车上的哪个位置、身边的乘客是否佩戴口罩等，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为了尽量缩短病毒在外传播的时间，流调组通常在接到任务两小时内就要总结核心信息。这给流调工作人员带来极大的压力，在疫情紧张时期，9个流调小组几乎不眠不休。

　　徐文倩告诉记者，除了流调组，采样、检测和消毒组各有各的困难。采样组与病毒离得最近，他们要负责把病毒安全地带回实验室；检测组每天要层层防护，与病毒“面对面交流”，一次“交流”要持续6－8个小时，其间不能上厕所、喝水，每次干完活儿都汗流浃背；消毒组要给各个行动轨迹点进行消毒，背着30斤重的消毒水，平均每个点消毒30分钟。

　　即便如此，年轻人们还是争相报名上“前线”。“这次在一线工作的，75％以上都是80后、90后，让我们这些经历过SARS疫情的70后都很感动。他们这批年轻人，关键时候还真拿得出手！”韩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