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支肩负重要使命的队伍：直面新冠肺炎患者，详细了解患者病情以及与其密切接触的人员信息，开展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学调查，试图了解病毒在人群中流动的脉络。
他们中有几个年轻的90后，去年11月才入职就参与了这场与新冠肺炎的“较量”。从第一次进入隔离病房时倍感窒息与压力，到现在的心态坦然与操作熟练，武汉市疾控中心新入职的多名90后工作人员，开始从青涩的学生蜕变成专业的疾控人。
26岁的赵思琪是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一名新人，刚学会正确穿隔离服不久，就被抽调加入了流行病调查队，开始跟着团队一起去武汉市的定点医院对病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虽然是新兵，但她清楚“流调是控制疫情的关键”，通过调查病例的发病和就诊情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和暴露史等流行病学相关信息，还原患者的生活轨迹，“揪”出确诊患者背后需要隔离观察的人，才有可能控制新冠肺炎的蔓延和传播。
回忆第一次流调，赵思琪说，虽然演练过很多次，但还是担心“掉链子”。她记得：“在车上的时候，我还一直和其他队员讨论注意事项。”进入隔离病房前，要戴口罩、帽子、护目镜、穿脚套、隔离服、防护服。
严密的防护装备给她的工作带来了“不便”。戴着眼镜的赵思琪，再戴上护目镜和口罩，眼镜会不停地起雾，“我只能努力看，尽量看清写了什么。”她说，戴上两层手套，写字也很费劲，但也只能用纸笔记录，因为一旦进入隔离病房，所有物品都会受到污染、严禁带出。为了安全，流调员会把记录下的内容贴在玻璃上，再由外面的同事用手机拍下来。
流调是一项繁琐而费时的工作。流调员必须依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个案调查表》，与患者面对面交流，详细询问对方几十个问题，这需要患者的积极配合。起初，碰到不愿意配合的患者，赵思琪不知道怎么处理，只能等在一旁，或者先去调查其他患者。现在，有些患者因为身体不适等原因不配合调查，她会先让患者宣泄情绪，“帮助他们缓解心理、生理上的不适”，接着再告诉他们，做调查是为了尽可能控制疫情，保护他们家人的安全。她还说，流调不能按照问卷机械式地提问，而是要转化成“人话”，比如询问发病日期，用“您什么时候开始不舒服的”的问法，能让患者听起来舒适一些。
有的患者因为病情较重，声音虚弱，赵思琪必须凑近询问才能听清，这样也加大了感染风险。但她依然详细询问，尽量记录下来每一个信息，回到疾控中心后再花费几个小时，整理出详细的调查报告。不过，这才仅仅完成了流调工作的第一个环节。
自称抗压能力强的赵思琪不怕工作上的挑战，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家人的“关心”。进入隔离病房的事情，她一直瞒着父母。但是弟弟却误会她工作清闲，也不用自己做饭，“我好几次都要气哭了”。赵思琪没忍住告诉了弟弟自己工作的实情，没想到，第二天就收到弟弟的一封信。弟弟在信中说，为有这样勇敢的姐姐而骄傲，“此刻我有点羡慕你，但又十分担心你”。
1992年出生的胡雪姣被分配到资料整理组，负责将流调人员带回的纸质版信息录入电脑。她介绍，需要录入的内容包括流行病学史、发病日期、就诊经过、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结果、病原学检测结果、CT结果、核酸检测结果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为找出传染源、从源头控制疫情提供基础性依据，也是科学防控疫情的决策依据之一。
在武汉市疾控中心，大家都说胡雪姣“是走得最晚的女孩”。因为每天需要流调的人数不同，结束的时间也早晚不一。流调员返回单位初步整理完调查报告时，往往已经晚上8点了，而这时，才是胡雪姣开始工作的时候。和生命抢时间的流调工作，必须当天完成，所以，她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
“试剂盒刚刚下放的时候，确诊患者骤增、报送信息量增大。”胡雪姣回忆，那段时间，每天都有一大堆资料等着录入，“有一次加班到凌晨3点。”最近这一个多月，她掌握了录入资料最高效的方法。在未接触到后续分析工作前，她偶尔能觉察到某些患者间的联系，发现患者流行病史的相关性。
2月3日，因为一线流调员紧缺，胡雪姣被抽调加入流调队。第一次接触流调，听着患者艰难地喘息声，她觉得很难受。当天流调结束后，流调组的老队员发现她情绪不对，询问她发生了什么。“眼看着病人那么痛苦，却帮不上忙。”老队员开导她说，“我们虽然不能救治患者，但是可以在做流调的时候，和患者们聊天，安慰他们，给他们加油鼓劲。”
通过多次流调，胡雪姣发现，流调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溯源追踪，“安抚、疏导患者情绪也是流调工作的价值。”遇到症状轻微、但焦虑的患者，胡雪姣会告诉对方：“您的症状已经在好转了，这是一个自己与病毒抗争的过程，您已经赢了一大半了。”遇到病情较重的患者，她会说：“您要相信医生，现在大家都在支援武汉，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治愈。”
在生活中，胡雪姣是个心思细腻的女孩。为了不让父母担忧，就算工作再辛苦危险，她都不愿意与父母多言。提起母亲，胡雪姣的声音哽咽了：“我骗妈妈说我每天都只是在疾控中心上班，我不想让她担心。”谈及快速成长这个话题，她说：“谁也不想成长得这么快，但是在责任和压力下，哪怕再苦再累，我们只能逼自己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