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不让穿白色防护服的防疫志愿者进家门，对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的乡亲们来说，是个“吉利不吉利”的问题。在这个全国唯一的毛南族乡里，大约98％的村民有自己的风俗民情。

　　23岁的青年志愿者涂加贵1月22日加入卡蒲毛南族乡卫生院的抗疫队伍，这天是农历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2019年，涂加贵从贵州医科大学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毕业，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这是他工作后的第一个春节。

　　“多沟通、讲利害，动员年轻人做老人工作。”涂加贵说，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村里的重点排查一户一人都不能漏掉。决心如此，排查的过程却很不容易，平坝村麻散组村民大石（化名）就是“坚决抵抗”的一位。大石春节前坐高铁返回老家，经过武昌站，是村里的重点隔离观察对象。

　　“但一开始他不承认这个事，也不配合采取隔离措施。”涂加贵感觉最难的时候是同事被大石气哭的那一瞬间，“但是难也要做。”

　　涂加贵自己磨破了嘴皮子不见效果，又拉来村委干部、卫生院院长继续做工作。最终，大石答应服从整体防控大形势，自己居家隔离观察。

　　在涂加贵负责联系的平坝村，这样从武汉返乡或途经湖北的村民有10多人。这些村民和家人都需要居家隔离观察，各级防疫工作人员每天为这些村民测量体温，定时询问是否有干咳、乏力等较接近疫情临床症状的表现，并做好记录。一旦出现紧急症状，涂加贵需要及时协助卫生院的医生将病人送往县里定点医院的发热门诊，防止发生交叉感染。

　　2月1日，平塘县确诊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涂加贵感觉防控责任更重了。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全乡的防疫工作人员春节假期一天也没有休息，每天工作达到16个小时。现在自己的任务：一是在村里做重点排查和防护宣传，二是在乡卫生院分诊台、影像科等参与疫情防控。医学专业背景的他成了乡里防疫工作的骨干。

　　涂加贵说，目前乡里的防疫物资比较吃紧，能保障每天领到普通外科口罩，下乡入户进行重点排查时，能领到护目镜和防护服。如果要穿防护服，大家一般会把中午饭推迟到下午4点左右吃，“中间一吃饭，防护服就浪费掉了”。

　　令涂加贵欣慰的是，现在村里主动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多，看到自己进村，有的村民会主动来让测量体温。经过挨家挨户的宣传，许多散养家禽的村民，也开始把家禽圈养起来。“现在是特殊时期，很累。”涂加贵说，时间紧任务重，只能迎难而上。

　　同样在平塘县乡村进行疫情防控的青年志愿者宋培飞，每天工作也接近16个小时。今年是宋培飞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从大年三十开始，宋培飞就进入鼠场乡金塘村、新合村给村民量体温，并宣传基本防护措施，由于之前经常下乡做健康扶贫，村民和宋培飞很熟络，加上村干部、村医“带路”，工作比较顺利。

　　“起初还是会见到个别聚众打牌的。”但这十来天里，宋培飞明显感到村民对肺炎疫情的防控意识、应对措施在不断提高，“三三两两的没了，明显警惕起来。”

　　大年初二之后，宋培飞在鼠场乡卫生院负责分诊台的病人分流，每天要经手100多名普通病患。由于当地从武汉返乡的较多，最近几天，他每天还要给30多个返乡群众做CT，掌握一手的影像资料。

　　“为了不浪费防护服，都是能不喝水就不喝水。”宋培飞说，现在能用上KN95口罩，县城医院对乡镇有支援调配，能保证4个小时换一次口罩，“但防护服有点缺，所以穿上很爱惜，不敢脱”。

　　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没能回家过年，宋培飞说，家里人对自己在农村基层工作很理解，哥哥也在乡村防疫一线，“如今形势很考验人，必须顶上去”。

　　在黔南州荔波县黎明关乡尧古村，村民何高明的母亲在防控疫情期间因病去世了，面对披麻戴孝的何高明及其家人，团黔南州委干部、黔南州荔波县黎明关乡挂职党委副书记吴云川只有小心解释，劝导他丧事简办。

　　在贵州农村，老人去世，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要去帮忙，主人家要办流水宴席对亲朋好友表示感谢。如此大量的人员聚集，又共同用餐，如果有一个人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携带者，很可能会传染更多人。“一方面是悲痛的家人，如果不办宴席可能会有抵触情绪，另一方面是疫情防控的需要。”吴云川说，要理解乡亲情感，只有一点点劝。

　　能不能小规模操办老人后事？能不能控制吃饭人数？吴云川把各种媒体上梳理的疫情防控知识摆在何高明面前，让其了解疫情的严重性，何高明最终接受了劝说，对母亲后事一切从简。

　　当天，从何高明家中回到村委会宿舍，已是晚上11点多了，吴云川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大年初二从家跑出来，每天得报平安”。

　　春节期间，吴云川还带着村干部劝阻了一场流传已久的年俗活动。每年春节，尧古村尧古寨、必忙寨都要在大年初二、初三举办“姑妈回娘家”的几百人聚会，“姑妈”是村寨嫁出去的姑娘，聚会期间村民大量聚集，会带来疫情传播的重大隐患。

　　吴云川带着村委会干部和活动组织者进行沟通，有几户人家比较抵触，因为前期每个“姑妈”都出了300元至500元不等的聚会费用，食材都置办齐全，“最后少数服从多数，沟通后大多数人赞同取消，组织者也通情达理。”

　　在尧古村肺炎防疫一线，有吴云川、4名村干部和县乡两级的7名脱贫攻坚干部，年龄最小的20多岁，“村里人手就这么点，工作没有固定时间，发现情况就直接带人去处理”。经过摸排，尧古村没有在武汉打工的返乡人员，但1月23日有5名来这里旅游的武汉游客，现已隔离居住在村子的民宿里。

　　对于5名武汉同胞，村委会组织人手帮助他们代购了猪牛鱼肉和牛奶，乡政府派人来慰问，送来两袋大米和两桶油，“看他们缺什么就补给什么，他们肯定也没料到疫情这么严重”。

　　除了入户摸排宣传防护注意事项，吴云川还在网上学习比较“硬核”的防护宣传办法。现在，在尧古村，吴云川带领年轻人，利用跳广场舞的大喇叭，在寨子里循环播放疫情的危害性、严重性，提醒大家戴口罩，勤洗手，少聚会。

　　“农村医疗条件薄弱，一旦蔓延，后果必定严重。”吴云川说，防护没有什么高招，只有用“笨办法”，下“深功夫”。

　　截至2月2日24时，贵州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6例。团贵州省委统计显示，疫情防控阻击战打响后，贵州全省各级党委统筹调度上岗志愿者4720人，平均年龄24.9岁，其中党团员3383人，志愿服务项目涵盖医疗护理、防控排查、便民服务、后勤保障、心理疏导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