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目前我国街舞从业人员已超300万，辐射人群近千万，大部分是青少年。相关从业者每年组织文化交流、专业赛事等活动近万场。近年来，共青团一直在加强对新兴青年群体凝聚、引领和服务，那么对于这些街舞青年，团团可以做些什么？

　　曾经，街舞一度被误解，跳街舞的年轻人曾被打上“叛逆”“坏孩子”等标签，职业化道路上种种艰难困苦也在考验着每一位年轻的舞者。多年来，在街舞这个行业里，有人失败了，也有人坚持了下来。

　　他们为什么如此热爱街舞，街舞到底带来了什么？近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走进了这个新兴青年群体。

　　“两天跳了24场舞，只为梦想”

　　胡霄飞

　　“我们跳舞时，戴着很夸张的头巾，有人觉得我们像混混。其实他们不知道，跳舞的人都很单纯，我们只知道跳舞。自己只要能吃饱饭，把舞蹈练好，其他都无所谓。"

　　2007年，17岁的胡霄飞来到合肥，在一所职业院校就读，他自学街舞，参加学校表演。20岁毕业时，他找到一份维修电线杆的工作，没几天就把工作辞了，他觉得自己还是想跳舞。

　　因为曾拿过学校比赛的冠军，胡霄飞去了一家职业舞房，被安排在舞房打杂、扫地，与其他5个人一起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简易宿舍里。狭小的空间里堆满了杂物，但大伙儿每晚还是会很开心地讨论舞蹈技术。

　　那段时间，胡霄飞经常去小乡镇的开业庆典，在很破的舞台上表演。一跳一整天，6支舞，能收到80到100元的酬劳。“有一次刮大风，背景布被刮倒，砸在自己身上，腿直接卡进舞台的窟窿……”

　　“这边跳着舞，旁边就是小商小贩卖东西，环境很糟。这场刚结束，马上换衣服去赶下一场。”胡霄飞也很无奈，他觉得，自己是迫于生计。他不愿意伸手向家里要钱，也不敢要钱。

　　2010年，胡霄飞来到一家酒吧跳舞。夜里跳，早上睡觉，下午出去零散带课，最累的时候，他两天跳了24场舞，最后连站都站不起来，腰太疼了。

　　那时，胡霄飞租住在楼梯道里隔出来的房间，仅有的家具就是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看不见太阳。饿了就去小摊吃一碗馄饨，一年得搬家七八次。

　　与胡霄飞相比，刘震宇最大的压力来自家庭的反对。他自小学习器乐，在省艺校上学时爱上了街舞。听说他以后想走这条路，父母火冒三丈：“你再跳这个舞，以后我们什么都不会给你，你是不会有出息的。”

　　刘震宇

　　“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舞者单腿跳舞，他们行，我也行！”

　　2006年，刘震宇在一场斗舞比赛中拿了冠军，受聘到一家专业舞社教跳舞。之后，他更加拼命地练习，参加比赛取得的好成绩，坚定了他将街舞当作事业的信心。

　　然而，2007年的一次意外，让他左腿胫骨、腓骨断裂。在医院拍完片子，刘震宇问医生，自己以后还能不能跳舞，医生说：“能走路就不错了！”

　　那一刻，他眼泪就流了出来，从那以后他天天哭，“这么喜欢的东西一下子就没了”。

　　刘震宇被送回老家康复治疗，在床上躺了半年。他每天都要锻炼右腿和手臂力量，做俯卧撑、倒立等动作，复习一些基础技巧，熟悉舞蹈感觉。

　　“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舞者单腿跳舞，他们行，我也行！”康复期，他一直没有放弃训练。一年后，刘震宇可以实现一只腿主跳，一只腿辅助，还独创出属于自己的舞蹈风格，在比赛中依旧取得了好成绩。

　　“街舞也是一种社交”

　　邓海涵

　　“以前，把家里桌子椅子挪开，就开始学习跳街舞。”2002年，邓海涵第一次接触街舞，就意识到自己已经选好了未来的路，甚至不想高考。“舞房的人都赶我走，不让我进门，让我把高考考完，再来跳舞”。

　　后来，邓海涵考上了专科，但是没去读。2006年年初，他走上职业舞者道路，但是比赛、食宿、报名都要花钱，他却没有经济来源，只好跑去服装店上班，边打工边跳舞。

　　“像别人说的那样，自己确实叛逆过，不爱听家长说的话。刚接触街舞那几年，我觉得自己和别的孩子‘不太一样’，除了穿着打扮，更多的是追求无拘无束的状态，不愿意接受管教。”邓海涵回忆，很多伙伴都觉得，跳街舞的人很新潮，也很有面子。“总之，就是与众不同”。

　　“不过街舞让我学会坚持，我要把这个东西弄懂、弄透，必须要钻下去。”这种坚持，让邓海涵看见了阳光。

　　这些年的经历也让邓海涵意识到，培养街舞人的社会责任感很重要。很多年轻舞者对于人际交往、社会法则都还不太熟悉，“街舞从业者能接触很多年轻人，你能向他们呈现多少关于街舞的内涵，是你本身的综合素质所决定的。比如一个人舞跳得非常棒，但是大字不识一个，他可能没办法做好推广和传承。”邓海涵说。

　　“当街舞被更多人认识时，我们需要传播更多正能量，编创更多中国特色文化的街舞作品，用中文流行歌曲配乐，或者加入中国元素，比如戏曲、武术。”除了跳舞，有时候邓海涵也在思考，如何让别人可以看到街舞中的中国色彩，让街舞成为一张文化名片。“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年轻街舞人需要坚持，要真正了解街舞和中国文化”。

　　“现在街舞发展态势很好，希望社会各界都能看到街舞青年积极阳光、朝气蓬勃的一面，也希望更多热爱街舞的青年能走上更大舞台。”邓海涵说。

　　“街舞能当饭吃吗”

　　2005年，17岁的张博成来到合肥一个舞团学习，一学就是5年。他觉得，自己要做点事情，“给家里人一个交代”。2012年，他向家里要了1万块钱，和一个舞团合伙人在学校外开了一家工作室。

　　“其实就是租了学校旁边一间50多平方米的门面，挣不了几个钱，够自己生活，也让自己和朋友能有个练舞的地方，顺便收点学费填平房租。”张博成说。

　　“以前的工作室里，只有木地板、镜子、音响。现在，文化墙、舞蹈教室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舞蹈培训也规范化、体系化、垂直化。”张博成觉得自己成了一名真正的街舞“主理人”。

　　在街舞行业，常见的“主理人”是指运营并管理街舞培训机构的人，根据业内分工，还有街舞赛事助理人、街舞媒体主理人、街舞文化产业主理人、街舞影像团队主理人等。

　　“招生对象很多是小学生，把小孩教好了，让家长看到孩子的自信阳光，是自己的使命。”在张博成看来，学街舞的人越来越年轻化，自己的责任重大。

　　“对于主理人来说，教学是根本，是街舞推广的重要环节。只要把教学做好，口碑就会好，街舞培训行业也会越来越好。”

　　刘震宇对此并不认同，成为街舞“主理人”是很多街舞青年最理想的职业选择。然而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认为，“跳街舞是吃青春饭，不是长期稳定的职业”

　　“街舞是有生命线的，从学习跳舞到参加比赛，再到培训机构老师，到赛事评委，到机构主理人，职业舞者可以一步一步成长。现在行业发展越来越好，机会也越来越多，也可以横向发展一些相关文化产业。”

　　邓海涵则认为， “对于年轻舞者来说，首先技能和本领要过硬，才能在行业里立足，不然可能连生活费都挣不来。”

　　从单打独斗到找到“组织”

　　2009年，钢板拆除，刘震宇的腿差不多康复了。养伤期间，他重新思考了自己的未来。之后，他组建了安徽霹雳舞联盟，希望为热爱跳舞的青年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013年，让刘震宇和同行感到振奋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街舞委员会成立了，“协会对整个街舞群体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行业正规了，跳舞爱好者找到清晰的组织构架，大家能够把跳舞当成事业来干，街舞也慢慢开始市场化了。”作为协会下属的安徽街舞联盟秘书长，刘震宇介绍道。

　　“行业在发展，自己责任感也更重了。”刘震宇一直也在思考：电影明星、足球明星都很火爆，如何能将“街舞IP”越擦越亮，让街舞行业找到新的突破口，让街舞变得越来越家喻户晓。

　　作为一个新兴青年群体，街舞从业者也吸引了各级团组织的关注目光，他们为街舞青年提供学习交流、展示才华和激发创造力的平台。刘震宇等人参加过“新时代·艺起来”公益课堂、青年街舞大赛、“筑梦新时代”街舞快闪等活动，让街舞艺术走进偏远山区和贫困农村，被更多青少年所熟知。

　　今年4月，经当地团组织推荐，刘震宇和同事来到井冈山参加全国街舞联盟骨干“青社学堂”专题培训班。“培训期间，学习了三湾改编的历史，聆听几位革命烈士子女的故事分享，突然觉得，创作思路被打开了，人生目标更明确了”。

　　课下，刘震宇带领同组学员用街舞编排了舞蹈《飞夺泸定桥》，将红色主题和街舞艺术结合起来，在场的老艺术家叹为观止，当场提出，邀请这群年轻人在更大的舞台上展演。

　　刘震宇意识到，“真正的艺术是没有边界的，街舞的舞台其实可以更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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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