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很多青年烦闷于“码字党”的辛苦时，35岁的袁锐已在网上“码”出了尊严、业界“大神”地位，以及文学世界里的快意恩仇。

　　最潦倒时，他坚持“给梦想一点时间”。而今，他不但梦想成真，还在已经出版的500多本小说和网上的2000多万字故事里，用英雄主义激励更多年轻人追逐梦想。

　　村里第一个本科生

　　出生于湖南常宁大山深处的袁锐，用青春诠释了奋斗的过程和意义。他父亲没念过书，母亲也只上过一个学期的学。“从小就‘放养’，如同断线的风筝，命运的分野完全取决于风什么时候停下来。”袁锐说。

　　上高中时，他在班上师生的捐助下，成为村里第一个考取本科的学生。前往哈尔滨工程大学报到前，家里穷尽所能只借来300多元，根本凑不齐学费。

　　关键时刻，学校报名处的“助学贷款”绿色通道让袁锐摆脱了南下打工的命运。

　　“很多次，我忍不住想要放弃学业，南下打工解决家中困境。”他回忆说，幸好身边的老师、同学以及学校后勤处的工作人员一直无私地鼓舞和帮助他，让他坚持完成学业。

　　大四时的一个偶然契机，催生了他被苦难生活压制住的文学梦。

　　为了做毕业论文，他以50元/月的价格租用了一台破旧的电脑。在那个互联网开始风靡校园的年代，他写完论文上网“冲浪”时，看到有人在网上写小说，无数人急切地跟帖要求更新。

　　“我感觉自己写故事的能力不比他们差，我是否可以写小说呢？”袁锐开始尝试，很快便有了不错的成绩。

　　毕业后，袁锐来到重庆的一家企业工作，每月到手700多元，得用500元偿还大学时的助学贷款。他又想到了写作，那份既能带来快乐、又能从压力中喘息的营生。他几乎将所有空闲时间都用来写作，既在网上发表，又给报刊投稿，以多赚稿费。

　　为网络作家群体发声

　　2007年底，他的女儿出生，家中经济压力陡然增大，国企的工资已经无法满足家庭开支，于是他和妻子商量辞职。

　　“我想尝试一下全职写作，必须给梦想一点时间。”他说，“如果文学这条路没有走通，再去找其他工作，反正我一穷二白，即便尝试失败，也损失不了什么。”

　　辞了职的袁锐全心全意写小说，几乎每天都花10小时阅读、5小时写作，为了保持连载更新，他每天至少要写6000字。在创作一部作品前，他都要先为每个主要角色建立人物卡片，搭设好情节的框架。写完的文档要一再检查，保证没有错别字。

　　袁锐筹备大半年创作的《终极警察》在网上火了，点击量很快超过三千万。等他写到100多万字时，网络文学进入了移动阅读时代，他依靠这本书的收入在重庆主城核心区买了房，真正地融入了这座城市。

　　他发现，网络小说并非公众想象的那样，必须走“暧昧”“撩人”路线才有市场，相反，即便没有色情、暴力内容，只要有好故事、有温暖的基调，就不乏拥趸。

　　他沉浸在网络小说创作的世界里，早期代表作警察三部曲总点击量已过十亿。随后，他又在玄幻、现代都市等题材着力，攀上了新的高峰。他的作品在台湾也受到广泛认可，是租售排行榜前十的常客。

　　加入重庆市作家协会后，他很快就注意到，多数网络作家生活并不如意——买房时，没法开出收入证明，贷不了款；约会时，对方有意无意地提到“无业游民”……

　　“我希望为这个群体发声。”袁锐期望。

　　他等来了机会。2015年，作为全国群团改革试点单位之一，重庆启动群团改革试点，团结服务新领域新阶层青年是此项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团重庆市委的工作人员找到袁锐。“从此把我从书房拉到外面的世界。”他说。

　　袁锐成为了重庆市青联委员，“到井冈山的一次培训学习让我受到革命精神的洗礼，才发现人生价值除了成就小我之外，还要实现大我。我也深刻感受到什么是‘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狭小天地’”。

　　很快，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成立了，袁锐担任主席。九龙坡区为协会提供了1000多平方米的免费办公场地，每年还提供基本运营经费。

　　“我要好好回报这个世界”

　　袁锐极可能是网络文学行业中官方头衔最多的作家：重庆市人大代表、重庆市新专联副会长、重庆市民盟新媒体支部主委、重庆市九龙坡区第十届政协常委。

　　他还曾以全国青联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坐在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开会。“必须感恩这个时代，我要好好回报这个世界。”

　　在他看来，身为网络作家，应更加注重现实主义题材，在兼顾市场效益的同时，有意识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作品中，在保持作品轻松明快节奏的同时，倡导向上向善正能量；在描写小人物、小事件、小地方的同时，站在宏观的层面，衬托出大时代、大背景、大潮流。

　　家乡需要修路，他主动捐款；得知贫困农户卖米难，他免费代言，精准扶贫……

　　“作为青联委员，各种公益活动，我都会积极参加。”他总是为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不厌其烦地用亲身经历劝告那些不愿念书的孩子回到校园。

　　即便善意有时会被欺骗，但他依然坚持传播着自己的善意。

　　有一次，在北京南站，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在广场上到处乞讨，说自己因为钱包和学生证丢失而无法去大学报到。袁锐毫不犹豫地给对方足够的盘缠，两个小时后，他发现那名青年继续对其他人讲同样的故事。

　　“我沮丧吗？不！”袁锐说，“哪怕我帮助的困难者只有一个人是真正需要帮助的，就够了。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他们会成为我小说中的角色。”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田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