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晚上9时许，《中国青年》合肥专题报道组一行乘车由合肥市政务新区穿城而过，抵达老城区庐阳区。桐城路上的车辆此时此刻仍川流不息。经过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继续往北，从一座不起眼的小巷口穿进去，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天仙配茶戏楼。

　　戏楼坐落在剧院和文化厅的居民楼中间，小巧别致。当晚正在上演的是《女驸马》《戏牡丹》等传统剧目选段，近距离观赏黄梅乡音，唱念做打一招一式皆让人赏心悦目。现场，观众的上座率并不高，这与整个传统戏剧市场的走向相似。一个工作人员介绍，工资虽然不高，但是这份工作让人“心情舒畅”。

　　黄梅戏“唱腔淳朴流畅，表演质朴细致，以真实活泼著称”，与京、越、评、豫剧并称“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曲剧种。黄梅戏的历史并不长，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梅戏才得以迅速发展：上世纪50年代，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将黄梅传统剧目《董永卖身》改编成《天仙配》搬上银幕后，轰动海内外，让黄梅戏逐渐风靡大江南北，成为安徽文化艺术中“最响亮的品牌”和“最具标志性的剧种”。

　　徽调皖香，余音绕梁。同样是起步于上世纪50年代的省城合肥，也经历了相当多的“戏剧性”变化。

　　比如，从三国时代的逍遥津大战到如今的“大湖名城”，合肥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事实上都与军事有关。东汉末年起，这里就一直是江淮地区重要的行政中心和军事重镇，以“淮右襟喉、江南唇齿”“江淮首郡、吴楚要冲”著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期，魏吴两军在此交战曾长达32年之久。

　　公元215年2月，曹操率主力部队远征汉中张鲁。8月，老对头孙权趁曹操无暇东顾，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合肥。驻守合肥的是大将张辽，这一年他已经46岁了。摆在他面前的是7000士卒与10万劲旅的对决：对方精锐尽出，志在必得。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张辽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主动出击。第二天清晨，张辽带着八百人的敢死队冲进了孙权的营地。吴军毫无准备，任由张辽左突右杀，如入无人之境，竟一直冲至孙权的麾下。这一仗从早上打到中午，东吴伤亡惨重，士气大挫。

　　之后，吴军围城半月，始终无法破城。撤军时，孙权与部将在逍遥津北岸溜达，又被魏军发现。张辽马上带着“轻骑兵”突袭孙权。孙权等人退至逍遥津桥时，发现桥板竟已被拆除丈余而无法通过。危急关头，吴将谷利甩鞭猛抽孙权坐骑，“以助马势”，马匹吃痛、奋力跃桥而过，孙权才得以脱身。

　　经此一役，张辽威震逍遥津，名垂千古，其一往无前的勇猛精神成为合肥人世代皆知的传奇。

　　合肥之名来源于东淝河与南淝河的交汇，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夏水暴涨，施（今南淝河）合于肥（今东淝河），故曰合肥。”秦统一六国之后，开辟了自黄河流域至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再至珠江流域的黄金水道，合肥就坐落在这条水道的中间，交通畅达，南宋时，城中一度“百货骈集，千樯鳞次”，金斗河两岸“悉列货肆，商贾喧阗”。南来北往的繁荣景象，使合肥成为《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十八个商业大都会之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全国大部分地区相比，仍毫不逊色。”

　　合肥“人杰地灵”，以“庐州”、“庐阳”闻名，历史悠远无可辩驳；境内逍遥津、包公祠、李鸿章故居、吴王遗踪等名胜古迹众多；还拥有周瑜、包拯、李鸿章、段祺瑞、卫立煌、张治中等一批历史名人——用合肥的老话说即“东出相（包拯、李鸿章等籍贯肥东），西出将（刘铭传、张树声、周盛传、孙立人等籍贯肥西）”……

　　当然，历史已经是历史。合肥成为今天的安徽省会城市，其现代行政规划不过六十余年。1949年合肥城刚解放时，这个县城只有两条街道、5万人口，卫生机构只有一所县医院，床位12张……跟今天800万人的巨大规模相比，恍如隔世。

　　当时，毛主席建议把安徽省会定在合肥，看中的是合肥“居皖之中”的地理位置，但这居皖之中，交通却是个大问题。远离长淮水系，航空运力几乎为零，铁路也不发达，“要去北京、上海，还得从蚌埠转车”，交通阻塞使得合肥一直处于落后地位。直到21世纪初，多条铁路贯通，高速公路渐次落成，才使合肥一跃而成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列入“长三角副中心城市”，经济才得以飞速发展。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合肥通史》学术指导委员会顾问卜宪群曾表示，合肥从小县城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成为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全国交通枢纽，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城市可以比拟。

　　从两千多年前的秦置小县里一路走来，合肥这座城市抖落历史的风尘，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一座江淮小邑，成长为今天的“大湖名城、创新高地”，正朝着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之都，阔步前行在新时代新征程。